音乐与舞蹈的关系再思考

音乐与舞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的发展也都会对彼此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本文结合舞蹈与音乐的特征,探讨了二者的产生渊源与发展关系,并从内部构成元素的比较中研究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等命题的思考

在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兴的课题.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问世,为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打下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也就是从这时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或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这一命题开始出现.老一辈开拓者不仅为这一命题的成立付出了心血,而且在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课题,并且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

“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城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社区背景下右江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百色市是红色旅游革命老区,本文从社区和红色旅游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二者融合,形成红色旅游新社区,打造红色旅游综合体的路径,为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四川大学王庭科教授经过10余年的潜心研究,写出了颇具特色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该书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此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该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复杂矛盾入手,突破了以往论著按历史时期一一论述的框架,拓宽了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过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都是按中共的创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时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调整中的理论思考

正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随之转变,革命的方针政策必须进行调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变化引发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及相应的国共关系问题,成为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故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迅速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抗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及其方针政策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重大调整。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论中国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青年党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正确评价九一八后的青年党,这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青年党高呼抗日,无非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思想政治教育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借鉴

随着高校对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思想教育的方向也在不断地扩展,从简单的思想道德教育到当今的全面素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近年来,在思想教育界兴起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发现了其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文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与思想政治的关系着手,二者的结合将促进思想教育朝着更深、更好的方向发展。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学科视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研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侧重点,哲学界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了公平与效率问题;政治学从政府视域来探讨二者关系;社会学则以社会公平为立足点;伦理学从人本维度来理解公平和效率问题;经济学从经济效率出发来探讨。学术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实现效率的方式。当前,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研究,研究范式有待突破,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视角有待拓宽,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研究力量有待整合。     

谈近代史料的征集和整理

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大约八十年的时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有一百一十年左右。这段历史的时间虽不很长,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外国势力,阶级关系复杂,斗争也很激烈。因此,内容十分丰富。在这一百多年     

思想政治教育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借鉴

随着高校对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思想教育的方向也在不断地扩展，从简单的思想道德教育到当今的全面素质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近年来。在思想教育界兴起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发现了其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文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与思想政治的关系着手，二者的结合将促进思想教育朝着更深、更好的方向发展。     

从郑和研究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空前的、最大规模的和平外交行动,特别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写下了最光辉的历史篇章。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郑和研究中探讨二者的历史传承关系。     

先秦时期瓦当中的兽面纹与人面纹

兽面纹与人面纹是先秦时期非常有特点的瓦当图案。本文通过对兽面纹的来源、分类及兽面纹与其他瓦当图案组合的研究,阐明了兽面纹演变过程中的简化规律。并通过分析兽面纹与抽象人面纹的异同点,以及二者在发展演变规律上的一致性,论证了抽象人面纹与兽面纹之间的承继关系及这种变化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关系。     

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正中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体系、地区格局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密不可分。在冷战时期,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深受冷战体制的影响,海湾政策主要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海湾地区格局变化和中国自身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海湾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与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开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内容提要 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学术界的解释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以上说法都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能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