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

本文从分析一件定名有争议的青铜器--伯湄父簋入手,认为青铜器的定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件器物,必须了解这一类器物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以及它与其它器物(同出的陶器和其它铜器)的关联与区别,才能把握住它的性质,给它以正确定名.利用这些定名原则与方法,本文总结出包括伯湄父簋在内的豆形簋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豆的区别,认为伯湄父器是簋而不是豆,并据此分析了其它几件定名上有争议的青铜器.     

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重庆召开

<正>2016年11月19—21日,西南大学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承办的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重庆市西南大学召开,60余位青年学者围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一、金文研究。吴良宝对4件三晋有铭铜戈的器铭、国别、铸造地、年代进行了     

“元年闰”矛

1983年2月,济南市博物馆在拣选的先秦青铜器中,发现一件有"元年闰"铭文的铜矛(见图)。据现在所知,先秦古器铭中有"闰"字出现的,还是仅见。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一件珍贵实物史料。这件铜矛为三棱形,长仅11.4、宽2厘米,骹部有穿。由于形体短小,疑为戟刺。一侧刻有一行细小的铭文,其文曰: 元年闰再十二月丙□□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述略

宁波市鄞州区文管办收藏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共34件,主要有乐器、兵器、工具三大类,为周代越文化的遗物。     

论擂鼓墩尊盘的性质

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工艺之精,纹饰之美,在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可谓绝无仅有。它出自曾侯乙墓中室偏东处,在两套缶(冰酒器)的西侧,迎面是悬挂有序、气势宏伟的65件编钟。这套尊盘是作什么用的,出土十多年了,还不曾有人撰文论说。1978年夏,李学勤先生到发掘现场考察,即留心尊盘的名称、用途;他这篇文章,首次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认为论证精当,其说可信,谨向读者推荐。曾侯乙墓随葬的器物多达1万多件,至今有不少器物的用途的定名,有待研究解决,希望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同志及广大读者对其展开讨论。     

铜(钅和)研究

<正>目次一形制与演变二分期与年代三起源、流布与区域特征四功用与使用人群五在铜容器组合中的地位及对北方椭圆形器的影响六结语椭圆形铜铘,有别于圆形敦,因其形状不甚规则,且自名之器甚少,故自宋以来称谓不一。《考古图》、《续考古图》命之为杯,《博古图录》称为卮~([1]),《西清古鉴》以舟称之,《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称其为椭器,马承源《中国青铜器》将其分为椭杯与(钅和)两类器物,《故宫铜器图录》则以敦称之。自清以来沿用《西清古鉴》定名称之为舟者较众,近年来,随着三件自名     

苏州博物馆新入藏吴王余眜剑初探

<正>2014年底,苏州博物馆征集到一件春秋时期青铜剑,剑身铸有铭文70余字。从铭文得知,器主是寿梦之子、此之弟姑雠亓,即吴王余眜。吴国王室青铜器存世较少,且多为兵器,但铭文极少有记事内容。本剑铭文不仅有三位吴王的王名,而且还记载有征伐、王位继承等内容,通过与文献相互印证,可以解决有关吴国王名的一些问题。本剑是吴国王室兵器中较为重要的一件,也是目前所见先秦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现将其介绍如下,并对铭     

殷周青铜器定名中的两个问题

殷周青铜器中全器仿禽兽形的只有尊,器名自然可称某禽形尊或某兽形尊。而尊之外的器类,仅局部仿禽兽首形,器名也径称某禽形器或某兽形器,如此便造成定名上的混乱。凡有铭文的青铜器,无论是全器仿禽兽形的尊或是局部仿禽兽首形的其他器类,都应以铭文内容来定名。     

古盏小议

一九七六年初,随县东郊义地岗出土了一件自铭为“盏”的三足青铜器,这对于我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对随县擂鼓墩1号墓中出土的短三足鼎式器的定名有启发作用,故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并略加小议。一一九七六年元月中旬,我馆同志去随县     

图说滇人服饰

通过半个多世纪在滇池区域考古发掘,特别是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许多大型古墓群的发掘,出土青铜器数量近万件,且极富地方特点,特别是相伴出土的还有数量可观的金、玉、玛瑙、孔雀石等珠玉宝器(图1、2)。其随葬青铜器制作如此精美绝伦,又有色彩斑斓的金玉珠宝,按先秦至汉多有厚葬之风,当认为墓主着装定也隆重华美,从出土的饰品数量及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看滇人服饰,真可谓珠玉锦绣集于一身,衣着服饰纹彩缤纷。似乎可以想像滇人是爱美的民族,无论发式、衣着、佩饰等都擅长集合金、铜、玉、玛瑙、孔雀石等不同材质,…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青铜器1万余件,时代完整,品类丰富,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其中商代至战国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至宋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生活用器,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青铜瓶考识——以包山楚墓出土的“直颈平肩器”为中心

瓶是常见于先秦至汉代文献中的一种器物,出土青铜器中也有若干自名或者被学者定名为"瓶"的文物,但是这些器物要么名不符实,要么形制特殊,并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形制特征。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青铜直颈平肩器,为解决"瓶"的定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器物的形态、功用以及在墓葬中的组合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证明该类器物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瓶"。这种青铜瓶目前所见有16件左右,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早期以后,青铜质地的瓶走向了消亡,汉代的瓶多以陶质为主,为生活实用器,往往与井、灶等配套出土。另外青铜瓶在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很高,其在形制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蒜头壶、青铜锺、投壶、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略论考古发现中的青铜斗形器——兼说伯公父爵与“用献用酌”之礼

西周晚期窖藏偶见一类深腹曲柄的青铜斗形器出土,如2006年扶风五郡村西周青铜器窖藏3件夔龙纹斗形器及1976年扶风黄堆云塘窖藏出土的两件伯公父爵等。以往学界多将这些器物归入挹酒器类,实际上两者器形特征异大于同,对这类形制特殊器物的定名和用途进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依器形、铭文等对其做进一步探讨。     

一个半世纪来毛公鼎研究史回顾

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但内刻三十二行铭文，共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     

关于贵州省博物馆的8件先秦青铜器

《考古》2005年2期刊发了一批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多件铜器上还有铭文,且铭文的字数颇多,有的达到76字。这样一批有铭文的铜器,自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文中刊布的先秦铜器有10件,其中剑7件,戈1件,笛1件,碗1件。其中除2件剑没有铭文外,其他8件皆有。我们认为这8件有铭铜器都是伪铭或伪器。有铭文的5件剑中,其形制可分两类。一类是扁形直茎,另一类是圆柱形直茎,有格。5件剑的铭文都刻于剑身一面的中脊两侧,由右向左作两行竖排。这5件剑的铭文摘录如下（括号中之字为笔者所释）。     

富阳文物馆藏的几件先秦青铜器

浙江富阳市文物馆藏有少量先秦青铜器,为春秋战国时期器物,部分有出土地点,均分布于其境内沿河平原或山谷地带。     

爵、尊、卣、鍪的定名和用途杂议

青铜器定名及功用的研究是古器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宋人,过去人们一般将其归入传统的金石学。清代学者在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不少补充和修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器不断增多,人们对青铜器名称、功用等的认识也不断更新。笔者偶有所得,记之求教于专家学者。     

两广先秦青铜容器研究

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容器,从现有材料看,其器类大致有鼎、卣、尊、缶、(?)、鉴、(?)等,以下就这些器类中值得讨论的问题逐一分析.鼎.这类器中的越式鼎.学者们均作了深入研究.不再讨论.而对于两广出土的楚式鼎则需再作分析.有学者认为罗定南门垌和恭城秧家各出土一件楚式鼎,对恭城秧家的一件鼎.有说楚器,也有人认为是“仿中原和楚式”的“越式青铜器”.但观此器形与纹饰,属楚式青铜器,是毫无疑问的.罗定南门垌的一件鼎是否为楚式鼎?笔     

殷周青铜器上的特殊铭刻

一 迄今为止,已著录的先秦有铭青铜器约13000件,其中半数左右铭刻极为简短,有的仅铭刻一个十分象形的字,有的在此外再加一父祖日名,由于缺少上下文例比附,对这些字或短语的释义,学者们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有郭沫若的“族徽说”、“族氏说”和“族名说”,张振林的“家族标记说”,吴其昌、饶宗颐的“私名说”以及日人白川静的“特殊集团说”和林巳奈     

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

一九五三年春,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中出上了不少古代文物。其中有四件商代的青铜器(图一),计:爵一件,斝一件,觚一件,罍一件。这四件青铜器出土时都很残缺,最近,南京博物院修复组将它们进行了复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可以说,这四件商代遗物,基本上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