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已启动把司法系统纳入党国体制中的进程,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即其体现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赓续这一进程,显著例证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仅可以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由此造成战区检察官的实际运作与原初主旨背道而驰:本应为抗战中的国家利器,却成为国民党维护专政的工具,进而衍异为党内派系的斗争工具。经此,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很多的无规则性、肆意性被引入原本尚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司法系统之中,破坏力甚巨。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

北洋时期政治体制下的司法制度如何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是该书关切的主要问题。在充分了解该主题既有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该书以孙中山、徐谦、王宠惠、居正等人为论述点,按时间先后分阶段叙述司法党化的流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有关司法党化论争的考析,揭示了执政党(国民党)内外各方的理念冲突、派系斗争、利益纠葛等隐性原因,颇具新意与     

故事片《南征北战》中的真实战役

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南征北战》很多人都看过,影片里的这场战役是以莱芜战役为原型的.影片中有一个镜头颇耐人寻味:"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这是陷入重围的国民党军李军长最后的哀嚎,这个李军长的原型就是李仙洲.另外,电视剧《隐形将军》中的男主角连城的原型,就是莱芜战役中投向我军的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六师师...     

战后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

"二战"结束后,凭借在内地全面执政的有利形势,中国国民党恢复了在澳门的公开活动。在加强党员征集与组织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创办与推动成立社团并依托社团组织动员华人民众,强化党国教育及意识形态灌输,筹划大型祝庆活动,参与内地"制宪"、赈灾等事务,协助解决华人社群民生及行业劳资纠纷,促进澳门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国民党战后在澳门的活动,目的是服务于内地政治需要,即通过扩展其在澳门华人社群的政治影响,争取民众支持南京政府。     

日军憎恨的“重庆之蛙”

正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创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东亚第一台"让日本震惊起初,因国民政府财政拮据,电台发射功率仅为500瓦,还不及现在的县级电台。电波只能覆盖我国东南局部地区,而不能覆盖全国,这让作为"党国喉舌"的"中     

抗战时期国民党“抗战建国”理论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的主张,以此来适应新时期条件下的理论需要,这个理论与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党国"理论有一些不同。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起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有了抗战时期的特点,有了时代的特点,民族主义为"求民族之生产独立",民权主义为"发展民力",民生主义为"谋求生产力之发展"。"抗战建国"理论并对抗战期间国民党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民党海军总部的一出闹剧

正1949年4月22日晚,南京解放在即,在国民党海军总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要求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所有舰艇于23日晚撤离南京。林遵再三推却,桂永清装得很严肃地下令说:"这是党国和总裁委付给你的重任,在这危难的关头,应不畏艰险,为党国效忠。"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蒋介石、党国元老与国立劳动大学的存废之争

1927年5月,在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的推动下,国立劳动大学在上海创办。劳大创办之初,无论在经费,还是人事上均受到特别照顾,彼时学校的前景似甚可期。但随着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整顿,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1930年先后发生的劳大停止招生、校长免职、教育部接收等事件,当事人与后人多以学界派系的眼光视之,故难得其全。从劳大的停废之议起,至最终落实,历经一年有余的迁延不决,其间的反复与支持劳大的党国元老在中枢权势的兴衰直接相关。蒋介石对劳大存废之争的介入及其态度的一再转变,背后是其与元老关系的复杂演变。劳大的存废之争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对教育行政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了元老主导的教育事业所寄托的"学术独立"的理想实则是一种虚像。     

“无可奈何花落去”——随李宗仁撤离南京

1949年4月23日,是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大转折的一天。 我身为国防部参谋本部机要组少将组长(后又代理总长办公室主任),曾承办过许许多多关系着所谓“党国”命运的机密大事,听到过延安广播毛泽东主席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的劝降书(它促使我最后走向弃暗投明的     

“没有群众”:胡庶华与战时西北大学校政

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县,日军鞭长莫及,首任校长胡庶华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大学原有权力格局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局面,毫无"群众"基础的胡庶华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三青团、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面通过大力扶持三青团、争取国民党中的非CC系力量和示好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等措施,争取已有"群众";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陈立夫、朱家骅等党国要员的支持。胡庶华以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努力两年,最终还是被西北大学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控制的区党部挤出学校。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西大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魔窟显赤胆 洗冤慰忠心——一位我军情报员的曲折经历

<正>一位来自河南省内乡县的农村老人,竟是与组织失散数十年的我第二野战军安插在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的情报员!当年以国民党上尉军官身份为掩护的我军地下工作者周伯鹏,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刺探情报,截获机密文件,其情报活动做到了万无一失,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孙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

上海帮会(以青帮为主)于民国后依靠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支持,以转运包销鸦片、包赌、包娼、贩卖人口,获取巨额财富,并形成一支称霸上海的黑社会势力。20年代末期起,在国民党政权下,上海帮会的首领人物,依附于国民党政权,与“党国权贵”深相结纳,与特务机构蝇营狗苟。清朝时旧式帮会原为“非法”的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在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帮会却演变成“合法”存在的,依附于南京政府的一支政治力量。本文仅对上海帮会在国民党政权下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作一番粗浅探讨,权为抛砖引玉。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读者来信

在读2013年第10期特稿《辛亥前传：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之前,我一直以为辛亥革命是非常神圣、光明的,没想到早期鼓吹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们个个都是靠暗杀出的名。汪精卫不好评说,堂堂党国领袖蒋介石竞然亲手杀死先师陶成章,真让人唏嘘不已。     

张静江评析

张静江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至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历任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要职。他既曾追随孙中山大力赞助国民革命,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助其攫取党国最高权力。他功过兼有、情况复杂、单色一笔很难勾画其全貌。而以往史书对他多以“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一语带过,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拟对张静江其人作一初步研究、评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人的关注。     

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蔡元培的为人与风范

在中国近代众多杰出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既被国民党奉为党国元老，同时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战友，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不久前，在北京新修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矗立的五四纪念碑上，也镌刻着蔡元培的人像，供人们缅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