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的历史实践及当代价值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为了巩固共和国各级政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廉政建设,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廉政建设经验。本文从研究这一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背景出发,挖掘、梳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最后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实践的当代价值。     

淮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邓子恢群众反腐思想探析

淮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期间,党的权力运行总体而言呈现出有效有序的状态。而这离不开时任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群众反腐思想的科学指导。就如何正确实践群众反腐,邓子恢形成了没有群众参与的反腐终究是不成功的;群众反腐不是取消党的领导的民粹政治运动;群众反腐不是背弃群众路线的形式主义;群众反腐必须服务、服从于具体阶段实现群众利益的中心工作;群众反腐要从思想提高、权利保障、制度构建等方面给予配套加强等思想观点。今天,梳理和分析邓子恢群众反腐思想,对当下规范而深入地开展社会反腐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党内民主对党的先进性的助力作用

党内民主是党的先进性的助力器,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在推动党的全面建设上的重大作用表现为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制约党的权力,有利于保持党的活力,从而使我们党成为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党,成为有限权力并能正确认知和行使党的权力的党,成为决策民主科学,决定正确有力的党。毋庸置疑,在新的世纪要完成党所肩负的伟大使命,继续发扬钠民主的传统有着组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实践的阶段划分和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实践,大体可以分为1978～1988年以党纪和政纪处分为主的权力反腐、1989～2002年以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主的法制反腐、2003年以来以惩治和预防并举为主的体系反腐三个阶段。这30多年来的反腐倡廉建设,也大致经历了以权力反腐——法制反腐——体系反腐为主要特点的发展进程。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土地改革正在渐次开展起来,经济恢复工作一切百废待兴,尽管各地反抗事件频发,毛泽东却反对“四面出击”,没有响应党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不过数月之后,因朝鲜战败,中国被迫出兵抗美之际,毛泽东又抓住对外战争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大举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力图乘举国对外之际,一举清除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提高了新政权的威望。     

新时期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路径选择——论中央巡视制度的重要价值

新时期的巡视制度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有效路径选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在巡视反腐和巡视工作的制度化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实践表明,在新一轮的反腐风暴当中,中央巡视组成功肩负起了时代的重任,并取得了彪炳的战绩。因此,为了促进巡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今后我们也应充分重视我国现行的巡视制度面临的问题并逐步改善。     

张群到台湾之後

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策士张群是四川人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时间最长的军政人物。他的一生,追随蒋介石。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患慢性摄护腺炎病故后,由蒋经国接位继续执掌台湾省的党、政、军大权。张群继续拥护、辅佐蒋经国执掌台湾国民党政权,尽忠至今。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生于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1889年5月9日)。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他幼年读私塾,后入华阳中学。清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军事教育,在保定创办全国陆军速成学校,在四川招生,张群背着父     

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

集权体制的核心在党内中共立国之后,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不但表现为国家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党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中央。党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集权政体的核心。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党内的集权是     

毛泽东与中共八大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筹备这次会议,规划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一代伟人毛泽东深谋远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     

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所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其全部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需要。这个运动所标榜与鼓吹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     

杜文秀大理政权官印集释

1856年9月(清咸丰六年)至1872年12月(同治十一年),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在云南大理建立了反清的大理政权。它是当时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云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反清战争的政权。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和昆明市,曲靖市、怒江州等文物管理所发现的31枚大理政权官印,是研究大理政权的实物资料。     

1924年段祺瑞出山的主要原因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之际,突然由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把持中枢的吴佩孚因此败走江南。在政局混沌之中,本已失势的段祺瑞复出,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他为什么能出山?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当时各种矛盾冲突的调和的产物。笔者对此表示怀疑,现进行辩析,以就教于方家。     

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与促进党内和谐

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以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促进党内和谐,必须不断增强监督意识,构筑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思想基础;必须切实提高监督的质量,打造强化党内权力的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有效平台;必须着力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推进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制度化;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夯实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的根基;必须优化党内监督的环境,为强化党内权力监督与增强党内和谐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民党“党化教育”中的三民主义:以民国时期中小学党义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逐步确立党化教育体制。本文旨在以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为例,探讨在该体制运行中,三民主义课程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党化教育的起源",主要论述广东革命政府时期形成的、初步的党化教育制度。第二部分"党化教育体制的确立",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利用其执政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政策,最终确立了党化教育体制。第三部分"党义课程的内容",主要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例,论述三民主义课程的内容,及其在党化教育推行过程中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三民主义的通俗化与党化教育的失败,并将对本文内容加以总结,得出结论。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美国对西属美洲独立运动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西属美洲殖民地爆发争取独立的战争之后,处于同一半球的美国感到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美国一方面担心欧洲大国会乘机来填补西班牙正在美洲失去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却认为这场运动为美国扩大影响提供了一个良机。美国最终率先承认了拉美独立国家的政权。美国政策的转变对拉美独立运动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拉开了美国把拉美地区囊括进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序幕。     

《刘和墓志》考释

《刘和墓志》是与隋末李轨河西大凉政权有关的石刻史料,主要记载了大凉"安乐"年号及其与薛举西秦政权的战争。志文虽简略,但与传世史料相对照,仍为了解偏居一隅的李轨政权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俄罗斯总统选举看普京政权面临的挑战

2012年5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举已成为取得俄罗斯政治权力的法定途径。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特征是，民众参与情绪较为低迷，政权的支持派和反对派泾渭分明，反对派运动有可能对现行政权构成威胁，但未必能成为颠覆现政权的决定力量。这些情况表明，俄罗斯需要一个新普京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1950年的北京市和平签名运动

1950年5～11月,以反对战争、缩减军备、禁止核武器为内容的和平签名运动在中国全面展开。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关乎国家前途命运、人民福祉与世界和平事业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北京市在这场运动中具有典型性,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尤其是朝鲜局势的变化,5月中旬至6月底为运动的发起阶段,7月至8月中旬为运动的深入阶段,8月中旬至11月为运动的扩大阶段。这场运动不仅为抗美援朝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而且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