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提高基层政府领导力

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稳定,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西部民族地区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基层政府领导力也受到严峻挑战,尤其是信任基础薄弱、公共政策失衡、危机意识不强、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综合力,特别是在品质力、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回应力等方面有着特殊诉求。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是当前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信任保障、机制保障、人才保障和行为保障的重要举措。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基层政府执行公共政策到位与否影响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在基层政府的贯彻执行是我们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重要方面.本文剖析了当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元代弓手制度初探

弓手制度作为宋金控制基层社会的统治经验被元朝继承,纳入了"祖述变通"的制度建构模式之中。元代弓手设置广泛,按规定要以百分之一的比例从百姓中选拔。实际上,由于各地治安状况的差异,弓手的选拔与这个比例并非完全一致。弓手主要职能为巡捕,其内容主要包括:巡夜禁、巡捕盗贼、监视基层民众动向等。元代弓手制度表现出一些有异于前代的突出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由宋代的乡役转变成一种特殊的户计,反映了元代由户计制度带来的民众职业与职役的固定化。元代弓手在职能运行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表现出一些元朝的制度特色。元政府对其运行中出现的弊端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和完善,反映了元代国家政权对维护社会治安和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整顿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支撑的居民委员会出现了三大危机:组织衰败、劣化、蜕化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层里弄中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清理整顿工作。在这次整顿工作中,政府通过赋予街居组织以体制支撑,造就了街居组织对非单位人的有效控制;通过对干部、群众的双重清理,传统基层统治权威代表较为彻底地从基层社会权力空间中退出,居民的认同也转向新的街居组织。至此,居委会的效能获得全面提升,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不畅问题迎刃而解,而居委会也因此焕发了生机。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浅谈基层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

河北承德县是革命老区,文物征集应以革命文物为重点,本文以承德县博物馆为例,就基层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介绍了一些方法和体会,如利用义务文物保护员和基层文化站工作人员提供征集线索的有偿奖励征集,接受捐赠等。     

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

村级文化建设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设,同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属于政府发挥文化职能服务基层民众生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村级文化建设:1、村级文化建设的内涵2、村级文化建设的优势3、村级文化建设的要求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1、以民间艺术为切人点,打造地域特色的文化服务2、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长效机制三、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共同开展。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大致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宋朝政府在乡村中增加了大量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乡役人,即乡役人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倘若以唐宋对比,这一增长更加明显。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一大变化。它反映出在国家财政困窘和基层社会混乱的巨大压力下,两宋出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由此,也可以显现出唐宋之际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变革。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数字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体系及提升研究

在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本文试图引入以数字治理视角,探索建立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评估体系,以概念厘清为逻辑起点,初步构建起以党的领导、经济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级指标体系,并通过对浙江省A县的实地调研,进一步完善二级细分指标,以期能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提供些许建议...     

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

乡约最早成立于北宋年间。当时的乡约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封建教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一些乡约已经具有了诸如稽查奸宄、催征赋税、管理社仓等一些基层综合管理职能,从而开始了乡约的官役化过程。乡约制可以说是对以往新疆基层政治制度的发展。     

“枫桥经验”与青海藏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以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青海藏区由于发展相对滞后、草场退化、环境污染和经济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利益冲突显性化和纠纷复杂化。基层矛盾的复杂化决定了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从建构基层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视角,"枫桥经验"的启示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发展地方经济;重视文化的影响;突出法律的主导性作用;对本土经验制度化。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立起基层征收秩序。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国民政府对贵州石门坎苗民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政策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贵州石门坎传播基督教、办学校、创苗文、改良习俗,兴办公益事业等,对石门坎苗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滇川黔边的特殊文化区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门坎异文化引起国民政府(含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此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试论大清宝钞的发行与流通

大清宝钞是清朝中后期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于咸丰年间发行的一种纸币。它以制钱折算,通过搭放和搭收的形式参与货币流通,主要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地丁钱粮税务的征收等。但是宝钞发行后,由于部分中央官僚的抵制,地方基层官吏又渔利其中,导致宝钞信誉不断降低。宝钞发行量巨大,又不能很好地流通,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     

广西左右江苏区基层治理历史与经验探究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之末端,是连接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其成效关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领导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带领苏区群众克服旧社会种种治理难题,发布利民文件,联系广大群众,努力探索适应民族地区特点的基层治理道路。左右江苏区的基层治理工作有力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援了革命运动,其治理工作中所体现的革命性、融洽性等特点与得失教训为我国当前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经验与借鉴。     

街道民主改革运动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以新中国初期的开封为个案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基层社会改造运动,街道民主改革运动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性要素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催生作用。开封在这场运动中,通过政权形式的重新设置与基层干部的重新选择,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生成;通过思想动员、走群众路线等工作方式的运用,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工作方式的确立;通过加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以及民众自身的团结,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的改进;通过肃清封建残余势力,促使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善。随着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治理环境等基础性要素逐渐形成,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开始摆脱“前解放”状态而逐步走上现代治理之路。     

正式制度约束下居委会行政化传导机制分析 ——基于组织学视角的解释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下,居委会行政负担日趋严重,已成为基层社区组织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去行政化"为目标,政府通过构建正式的制度约束,防止行政事务的下沉,然而居委会"去行政化"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正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务依然源源不断的原因在于上级政府通过"打招呼""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