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八大”翻译忆思

1956年7月底,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完三年级,刚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实习三个月回到学校。复旦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到宿舍找我,要我马上带简单行装上北京。这位同志没有跟我讲到北京去干什么,只告诉我车子已在宿舍门口等我,要我立即出发。在车上组织部的同志才简要告诉我说,党中央急需印尼语翻译人员参加即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耀邦同志

1989年4月15日那天,我的二儿子即将去北京出差。晚饭时,我交代他去北京后一定代表我去耀邦同志家看望问好,并祝他身体健康。谁料饭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却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耀邦同志竟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共中央的讣告透过播音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     

李大钊送我上军校

1925年秋天,我17岁,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乐亭县党组织就派我和另一个人到苏联去学习。党的负责人把一封介绍信交到我手里,说:"到北京去,找李大钊同志!"听说要去找李大钊同志,我心里非常高兴。他的家大黑坨村离我的家只有8里地。他在我们那一带相当有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少年时就才思敏捷,能文善诗;他出洋留过学,是个大学者,大教授。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又知道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     

诀别“斯大林模式”——严秀著《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阅读札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会期中,去看望黎澍同志,见面后闲谈到改革问题。黎澍同志说：“改革的路,会是很长的。但,无论如何,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逐渐改掉‘斯大林模式’     

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

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要出版一部专集祝贺罗尔纲同志八十五岁大寿和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年,要我写点东西。罗尔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也马上要付排,叫我拟篇序文。两件事都有意     

忆李贵同志二三事——写在李贵同志逝世四周年之际

我1990年底调北京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贵同志.2002年春节前我因感冒住院,节后出院后就上班了,没能去看望他.2002年8月29日午饭时,接到李贵同志孩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一天前去世了.突然听到这一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饭也难以吃下去了.当天下午我往李贵同志家里送花篮时得知,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就使我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四年过去了,李贵同志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思念,他永远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前辈.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外交官夫人的如烟往事

“首先你们跑不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进驻了北京,我随黄镇同志调到总政治部工作。 1950年1月,我和黄镇同志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们立即到外交部去报到。当时,总政已逐渐恢复原建制,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部,黄镇同志已受命去筹备干部,可组织上又突然让我们调入外交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     

少奇同志重游庐山故地

1959年年8月的一天,庐山会议休会。刘少奇同志要趁这个机会,去海会寺、白鹿书院和星子县城看看。我作为江西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大会的接待人员,陪同刘少奇同志前往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身上。     

胡绳同志最后的日子

今年7月9日,胡绳同志叫我去,说要给我“交待任务”。下午3时,我来到了他的书房。简短寒暄后,他要我搬椅子坐在他对而,这样说话比较方便。他对我说,他想外出走走,一是去参观一些地方,二是边看边思考一些问题,主要是休息。他说:我们先去烟台,然后去南方(这时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主席

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武汉市民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准备由原地下小组建立正式的组织。一天。华煜卿同志来和我说,今天下午省里有个会,要我们几个人去。华煜卿同志考虑后决定,由他、贺尔梅和我三个人去。他已告知了贺尔梅同志。下午1时,我们一同过江,会议地点在武昌司门口上海银行。     

拜谒胡耀邦墓

1989年1月8日至3月13日,胡耀邦同志来南宁休养,住在西园饭店,我单独去看他和陪别人去看他,一共去了13次,随便聊天。看见他精神还和过去一样,还是每天读马列的书,不时还引用几句,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和干部群众交谈,关心国家和群众的生活,只是晚上打打桥牌。3月11日我父去看他,他说：“13号我就走了,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来送了。”我说：“您今年冬天还来广西吧？”他说不来了,并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动情地连说三个北京见！北京见！北京见！3月13日他乘6次火车去北京,我和我的爱人还是到车站送行了,同时送行的…     

忆小平同志黄山谈话

1979年7月,是最热的时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携省革委会副主任侯永来黄山,要我去谈话,我时任中共徽州地委书记。万里告诉我,小平同志要来黄山休息几天,他实在太累了。并嘱咐不必惊动大家,只我一人来负责接待,地委其他同志照常工作。我回屯溪与地委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公安处长、接待处长以及一位厨师等有关同志上黄山布置接待事宜。     

到长石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正当大跃进高潮迭起时刻 ,我刚从台江劳动归来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当时的团委书记汪行远同志从毕节打来的电话。他说 :“毕节团地委要在大方县长石区召开团县委书记会 ,要求团省委去人参加。”他们一行将到威宁看看 ,然后经水城回贵阳 ,不能去长石了。他要我去参加这个现场性的会议。并说他已经给大方县委说了 ,他们负责为我找车子。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我当即通过管行政的同志买了一张长途公共汽车票 ,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去大方。那时的路况很差 ,到达大方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县委负责为我找车就是介绍我到车站优先买车…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一)1961年初的北京,在中央直属机关涌动着一股"万名干部下放"的热潮。此时,我在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工作。经我三次主动申请才获准参与下放。过了星期天,司里党总支曹书记通知我:明早,跟韩复光同志去参加动员大会。次日,我们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进入大礼堂,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公安部队

一、周总理叫我去当副司令调动工作无非是从这一岗位换到另一岗位,这在一个人的革命生涯中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有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致使过了几十年,连当时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那是1950年9月间,一天,我接到要去北京的电话通知,以为是开会,就匆匆地从锦州动身,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周总理找我谈话。驱车前往中南海的途中心想,也许要谈战备的事.     

李一氓与山西

八年前,我突然接到中联部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一氓同志逝世的讣告,既未讲追悼会的日期,也没有让我去北京送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张通告。但我继续往后看。在另一张纸上印着他感人肺腑的遗言：“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     

忆胡耀邦的一次讲话

建国初期,我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青年报社工作。1955年冬的一天,团省委副书记仲沂同志通知我,经团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派我去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省(市)级团报、团刊总编辑讲习班学习。这个讲习班设在北京市炒豆胡同当时的团中央招待所,为期一个月,由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金湘同志主持,仅有学员二十来人。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先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