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千贤 永继文脉

正省文史馆六十生辰,《岭南文史》值三十而立之年,双喜临门,令人感慨。感慨之一来自文史馆那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建馆伊始,其宗旨就是"敬老崇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统战性、咨询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这些年来文史馆吸收文史人才之多,涉及岭南文史领域之广,其人才名气之盛、成就之卓著,似乎省内没有哪个科研机构可与比拟。这里既有文史专家、教育学家、翻译家,也有各种艺术门类中的大家如诗     

五十五载发展路 丹青翰墨铸辉煌

欣逢广东省文史馆成立五十五周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一、如歌的岁月,可喜的业绩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8月7日,一直是省政府正厅级建制的直属机构,属政府系列的统战性、荣誉性的工作机构。立馆以来,文史馆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发展,经历了新中国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不仅经受了“三大改造”、“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磨炼,也经受了改革开放和多次思想大解放的洗礼。     

介绍两件馆藏汉代铜镜

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官方机构"尚方"制作的四神规矩镜,一件是当时的私家作坊侯氏制作的神兽镜,两镜制作规整,图案清晰,反映出汉代官方和私家的制镜水平。     

荒尾精与近代日本民间对华谍报网的布局

近代日本在企图称霸世界的进程中,岛国危机心态及其由此引发的民族凝聚力,为其社会各阶层开展谍报活动提供了"源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向振兴之际,侵略的野心也日渐膨胀,为满足对华侵略之"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内阁、外务省及军方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均设置了官方情报机构.而日本民间社会团体或商业组织配合官方所开展的谍...     

从毛泽东的“人情观”谈起

正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多次婉拒亲戚朋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要求。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托人找到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1949年秋,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在湘按其能力     

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

育婴是清代官方与民间倾注最多、堂局最普遍、制度与组织最为健全的善举,因而在慈善史中占有独特地位。清代湖北育婴事业是在雍正二年上谕颁发后才开始的,发展较为迟滞,官办色彩浓重;根据其发展特征可分为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三个时期。湖北各地育婴机构在设置时间与规模、经费来源、育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省府治与一般城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溺婴风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的强弱以及地方力量参与的程度等则是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     

新见燕下都陶尊及其铭文的初步研究

新见一件战国时期燕国带铭陶尊,器形较为完整,器身肩部钤有三枚长条形印文,其内容既反映了燕国的纪年,又反映了当时燕国官方制陶机构设置及监管和制造情况,对研究燕国历史发展和燕文化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同时又是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研究领域的宝贵遗产。     

发挥文史馆特点和优势打造文史研究特色和亮点 文史馆的学术文化使命及其与专业研究机构的比较

一、文史馆的性质定位与学术文化使命 本文先从副标题说起。“文史馆的学术文化使命”这个提法,大家可能会感到比较陌生,甚至会感到有些突兀,但从文史馆的性质和功能定位来看,这个提法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或者说是原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广东省文史馆馆史资料征集启事

正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以"敬老崇文"为宗旨,开展文史研究,发挥"存史资政"的作用。为更好地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广东省文史馆拟从2017年开始,面向社会,开展馆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征集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历史观,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体现"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二、征集内容(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与广东省文史馆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活动相关的各种档     

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

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达,集中体现在官方慈善事业的繁荣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勃兴两个方面.官方通过兴建慈善机构、设置慈善粮仓、实施应急救济等手段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民间则通过成立慈善组织、实施族内济助、自发捐资行善等方式来促进慈善事业的进步.宋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具有机构设置早、规模大、设施全、济助对象多、慈善活动制度化等特点.政府高度重视、经济高度发达、古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等,是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森林中国自然保护与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正9月1日,"森林中国自然保护与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成功举办。论坛期间,来自生态保护部门、基金会、研究机构、知名企业及全国几十家自然保护区的领导和代表以"自然保护与绿色发展"为主题,共同分享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经验和成功案例,并为"2016年度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获奖者颁奖。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再一次为探索中国自然     

长江航道局成立前前后后

正长江航道是一本厚重的书,它的兴衰荣辱与我们的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当我们翻开它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历史发展的画卷。近代长江航道中国古代航道工作是起自为朝廷交往与输纳贡赋的官方航运之需,加之受"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航道被深深打上了只为官方服务的烙印,而不是建立在为官、商、民全面提供服务的公益基础之上的。其管理部门,历朝多辖于水官,唐以后还多受漕运之节制。古代管理内河的机构分为两     

吉黑两省铁路交涉局的“嬗变”——1898—1917年中东铁路附属地行政管理权研究

清末,在俄国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要求下,中东铁路途经的黑、吉两省将军衙门分别设置了相应的交涉机构——"铁路交涉局"。在中东铁路建设、经营、管理过程中,它负责中俄之间有关铁路事务的交涉,同清朝的其他涉外机构有较大区别。它一度成为中方在中东铁路属地及其影响下地区的"准行政机构"。时事变迁,该机构的名称及功能也不断演变。由于它同时接受中俄双方影响,功能也复杂,所以其地位和作用难定,争议至今。从初设时被打上沙俄扩张的烙印,到后来成为制衡沙俄侵略的重要力量,"铁路交涉局"机构的嬗变体现了哈尔滨作为一座现代城市的独特发展史和基本特征。     

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在“艺海苇航·叶一苇先生艺术研讨会”上答辞

我非常激动地感谢我们文史馆的领导。高温的时间里他们从杭州到武义来,同武义的领导商量要召开这次研讨会,我心里有两种感觉,一种是喜,一种是惧。据我所知,文史馆为馆员个人开研讨会这是第一次。为此我感谢省文史馆、省书协、西泠印社、美术报对这次研讨会的支持。再是要感谢许多专家、朋友在高温的气候下写文章,挥汗写文章是不容易的,我心里面是十分过意不去。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马士英研究史

今年4月20日,本刊编辑部举办了一次"马士英生平事迹研究暨黔赣历史文化交流座谈会",来自江西省文史研究馆、江西省八大山人研究会以及本省文史专家二十余人汇聚一堂,主要对马士英生平事迹作了研讨。此会起缘贵州学者陈昌繁先生去江西查找马士英资料,得到江西省文史馆、八大山人研究会、八大山人纪念馆等机构的热情接待,其中几位先生对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贵阳马士英有研究,希望能够与马氏故乡贵州的学界进行交流。丛刊编辑部认为此事值得一做,因为明清之际的史乘几乎众口一词,对马氏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其中歪曲史实、肆意污蔑也不乏。不管马氏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为他翻案的必要,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应该的。编辑部的设想得到了省文史馆领导的批准和支持。这是第一个以马士英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会议。由于准备充分,会议开得很有质量。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很活跃。座谈会后,代表们还考察了位于贵阳市白云区的马氏墓群以及修文县王阳明谪黔遗迹。以下所刊,是这次座谈会论文及发言稿的一部分。     

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声

<正>我常常和人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是我的娘家,它丰富了我一生孜孜以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我对文史馆的感情很深,这份感情,也包含了对《世纪》杂志和《口述历史》一书的感情。我是2010年加入文史馆大家庭的,进馆不久,文史馆就召开了一次新聘馆员座谈会,当时的沈祖炜馆长向我们介绍文史馆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馆里有一本公开发行的文史刊物,并向我们发出约稿邀请。那个时候我正带领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团队,在做上海石库门建筑和里弄保护调查,并成功将上海杨浦的聂家花园和位于外滩外白渡桥附近的划船俱乐部从推土机下保了下来。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十一省、区、市文史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去年十一月在贵阳召开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八日,上海、湖北、四川、陕西、浙江、湖南、广西、云南、武汉、重庆、贵州等十一省区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贵阳举行。参加这次经验交流会的有湖北省文史馆馆长、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徐常太,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邓宗澄,陕西省文史馆副馆长李壮猷,武汉市文史馆副馆长姚克顺,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彭伯通,浙江省文史馆代表章士严,湖南省分管文史工作的参事室副主任罗学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文史馆工作的李荫,云南省分管文史馆工作的阳希曜,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侯存明、何祖岳、吴雪俦、邓大永、冯济泉,以及以上各馆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业务处处长(副处长)等四十余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吴空应邀参加了会议。     

明朝与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及引发的“倭患”（下）

正明朝人沈德符在其著述中提道:"(日本)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这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明代士大夫们也知道,日本对明朝的"朝贡",其本质是为了赚取贸易利润;二是明朝政府尤其是中期以后的政府"来不拒去不招",对于同日本官方的交流、朝贡堪合贸易并不太积极。这也是两国"貌合神离"的官方合作必定散伙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