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从学校出来后就碰到了文革，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卷入政治，接触到高层领导。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招来了十二年牢狱生活。现在我将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用。不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造成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个人的认识和情绪的驱使会使记忆发生偏差，我是没把握将我经历文革的事完整准确地讲述出来的，仅凭记忆说吧。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     

我所了解的阎彩云和阎立品父女

1936年4月,阎立品来太康县寻找父亲阎彩云,并搭班醒民剧社演出,直至1939年2月①。当时,我正在醒民剧社当演员,因而对这段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特别钦佩阎彩云精湛的表演艺术,曾悉心向他求教。我和阎立品的大弟弟阎立三是知心朋友,还曾同台演出,互相切磋。     

1967年我去梅兰芳故居专访陈伯钧将军

我是个京剧爱好者。近日,我读到《世纪》2019年第四期刊载《我在恩师梅兰芳家学戏的日子》一文,文中有沈飞德所摄的"梅兰芳纪念馆"(原梅兰芳故居)的三帧照片,颇有亲切感,令我记起52年前的1967年7月初,我曾到去过那里的往事。那时是"文革"初期,梅兰芳故居为"军管"的一所院宅。     

1979: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

1979年夏天,我带领一个调查组从北京出发,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处理上海青年回城问题,这是我所肩负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今天想起来,也是一段不算遥远却相当沉重的记忆。这段往事,使我真切地体会到惊心动魄的滋味。     

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一)

楔子 还是1988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香港的一位出版商郑先生。郑先生告诉我,香港有一位陈女士“文革”期间曾和北京一位当过西太后御前女官的人(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裕容龄)关押在一起,她知道一些容龄的情况。后来她被释放出来,又流浪到了香港,曾试图写出这段经历。一方面由于时间不充裕,一方面她的文化底蕴不高,更主要的是她的身体长期受到摧残,没有力量把这段经历写完,后来在一次事故中,陈女士     

西山月色——贺龙的最后岁月

2009年6月27日,贺龙的骨灰终于得以安葬故里——他魂牵梦萦的湖南天子山,一段尘封的往事再次被打开。 1969年6月9日,一代开闻元帅贺龙含冤而死。他的名字曾经是一面旗帜——八一南昌起义周恩来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命令,文革暴雨狂风中,毛泽东说“我当贺龙的保皇派”。     

“文革”年代的中蒙关系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初期和中期,我在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现改称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了八个年头,经历了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的全过程。现在来回忆这段往事,依然没有感到些许轻松。 中蒙关系剧变的由来 我是1965年12月初抵达驻蒙使馆的。张灿明大使根据国内建议分配我到使馆文化处做负责人。文化处的同事姜振忠、乌嫩和毛家义同我一见     

回忆渡江战役

往事如云,岁月如梦,即使时光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历史画卷,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1949年4月,我只是一名16岁的参战小兵——战地卫生员,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英雄业绩,但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感触极深。如今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已经成为我和我的子孙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振庭其人其才——访刘景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景录曾给宋振庭当过几年秘书。我是偶然间从一份简历中看到了刘景录教授的这段经历,随即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5月27日上午,我如约敲开刘景录教授的家门,他的书房外面,是一个用心布置过的阳台,一副藤桌椅而外,还有一台微型CD机。我就是在这个阳台上,伴着音乐和一杯清茶,享受着刘景录教授“娓娓讲来”的往事。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日子

1967年至1970年三年多时间．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现在回忆的这段往事,既记录了我个人经历中难忘的一节．也反映了毛泽东作编辑出版史中客观存在的一页。尽管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而且本篇的具体内容又只是一位基层办事人员的所见所闻。     

矩范长存仰愈高

田君亮先生于1958年兼任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直到1987年去世。这29年间（其中“文革”10年文史馆被迫停止活动）,文史馆增聘了馆员75人。仅以文革前计,组织馆员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其中有关回忆辛亥革命的就有几十万字,组织创作了几百首诗词和百多幅书画。这与田老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些成果在动乱中丧失了大部分,文史馆的档案资料也极为不全,加之在文革前与田老同时在馆的老馆员都已故去。这段时间田老在文史馆的政绩就难于征集到了。现在只能就我所亲自接触和所知道的谈一谈。田老是我省有名的教育家,但他在早年却是从政过的,…     

在党的旗帜下成长

想起党的生日,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有幸能与党同年出生,经历了党从幼年到成熟的八十个春秋,并在党的旗帜下度过一生。而且,从1941年。我满18岁开始担任支部委员以后,几十年来在各个不同工作岗位,都没有离开过支部工作的职务,直到我离休后,还又担任干休所的支部书记达10年之久。回忆这段历史,深表对党的骨肉之情。     

文革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始末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周恩来领导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从而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革错误的力量。为最终结束文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关于文革后期的这段重要历史,     

京城往事(一)

我的京城往事只限于我在京城十年的往事,以及那十年中所涉及的各种人物、感情、悲欢。至于我离开京城之后,就不再有我的京城往事了。     

回忆1977年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我有幸参加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回想往事,感慨万千。10年文革,国运衰微,“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坚称,不能把高校招生当成“读书做官的阶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努力恢复     

读者来信

<正>@妥鲁斯基:看了贵刊第21期43页的"八老"党内资历表,以前还没见过这种直观的比较,觉得很长知识。其他的还好,只是邓小平"文革"之后到十一大之间的这一段感觉有点蒙,能不能说明一下。值班编辑:确实,虽然邓小平的这段经历许多人都知道,但真的把他在党内的这段起伏说清楚恐怕也不容易。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我藏了朱德的扁担

六七十年代的小学生们都读过《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我叫朱俊才,今年８７岁了,想在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回忆起来,向党和人民作以真实的汇报,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１９１２...     

我与安徽拖拉机厂

1969年12月20日,我背着背包,走下公共汽车,徒步来到安徽省农业机械一厂（即安徽拖拉机厂）。一路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刚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有机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心中充满了喜悦。这说明我已得到群众的谅解,重新获得了党的信任,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是难以言表的。如今,我虽已“解放”,但三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仍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时时袭上我的心头。想起这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的心沉重了,脚步也放缓了。“文革”中的种种不幸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