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权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教育世俗化

本文从探讨推动19世纪下半叶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反教权主义着手,说明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独特性。反教权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教权过多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主体的反教权主义者与政治上倾向于君主派的教权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法国教育制度的世俗化。这种斗争决定了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进程及特征。     

试析法国近代两次“教科书战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会两度公然将法国公立初等学校使用的部分教科书列为禁书,挑起波及全国的"教科书战争"。这两场战争既彰显了教科书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的思想政治宣传功能,又暴露了天主教会欲恢复其在初等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的企图,同时也凸显了法兰西共和政府坚持世俗化学校的决心。     

近代法国死亡传说与民俗中的乐观及尘世倾向——对《近代法国人的死亡与彼世》一书的思考

本文借用《近代法国人的死亡与彼世》一书的史料 ,力图说明近代法国的死亡传说和习俗中具有较为强烈的乐观和尘世倾向。笔者认为 ,近代法国人死亡观具有典型的宿命特征 ,但同时也体现出比较强烈的乐观及尘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些死亡传说和民俗宣扬死亡的平等性 ;表现出近代法国人在面对死亡时具有“平淡的”态度和一定的抗争意识 ;他们对尘世生活的重视和对彼世的模糊描述等等。     

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

法国工人阶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国内进行这方面系统研究的不多。本文着重分析战后法国工人阶级内部成分变化 ,指出工人阶级非产业工人化、职员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凝聚力 ,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文章进而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指出工人阶级的这种变化并没有完全改变工人自古以来的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是相对贫困化 ,第二是依附性 ,第三是缺乏安全感。最后 ,文章分析工人阶级的变化与社会冲突的关系 ,分析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缓和的原因。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团赴法学术活动综述

2003年金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一行六人应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和维济尔法国大革命博物馆之邀,赴法国作学术交流。先后在两地与法国同行一起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史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学术活动围绕“社会化史”、“政治史”、“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三个论题展开。     

16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

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法国的群体结构,引发了神圣空间内的频繁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教堂这一至关重要的神圣空间当中,还延伸到了城市的世俗空间之内。近代早期神圣空间的建构经历了从观念边界的形成到仪式与象征物赋予特定空间神圣性意涵和秩序结构的过程。在城市共同体内遭到压迫或侵害的少数派群体借此建构起了“想象的”神圣空间,成为其延续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亦依托“想象的”神圣空间,进一步压制和侵占其他群体的生存空间,最终达到完全独占城市世俗空间的目的。在16世纪法国宗教冲突的背景下,神圣空间发挥了强化空间隔离,塑造群体边界的作用,成为教派矛盾的重要体现;而神圣空间的边界也成为信仰共同体边界的一类重要表征,推动了相互对立的教派身份认同边界的成型。最终,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导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和混淆,这一结果体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趋势。     

法国小农政治心理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基于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反思

法国19世纪中期小农政治心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其对政治的冷漠、对政治原则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相关性的无意识、对自身阶级地位的非自觉性等三个方面,它的生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政治生态：其一是19世纪中期法国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事实,其二是波拿巴的政策措施与小农利益诉求的契合性。与法国社会当时面临的政治生态类似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一种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但我国当前在政治制度、技术环境、市场结构等方面与法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生态存在差异,避免小农政治心理的负面效应、推进我国小农政治心理的现代化,有其可行性。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与法国的反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的开始。德国国内形势的恶化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安。但是．由于法国当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次日组阁的达拉第政府不得不将如何恢复财政平衡视为第一要务;同时法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与希特勒新政权达成和解还抱有幻想,这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在对德政策方面采取了“理智而冷静”的政策,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     

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评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

在国际学术界如火如荼地讨论市民社会理论之际,而来自法国学界的声音却显得很微弱。法国学者似乎也不太热衷于借助市民社会理论,去分析历史上或现实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团体主义”的负面形象①以及法国世俗化运动赋予“soci啨t啨civile”一词的特有涵义,②无疑是他们排斥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社会缺乏要求自治的呼声。恰恰相反,早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拉丁美洲结束军人独裁之前,即在形成“全球性的市民社会理论复兴浪潮”之前,③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极权主义批判无不体现了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只不过这一诉求在当时更多是以“自治管理”(autogestion)运动的面貌出现。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年轻时代曾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和“自治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家,④所以他在2004年出版的《模式》也应该被视为他关注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的续篇。不过,《模式》一书不是在老调重弹,简单地重申“自治管理”运动的各项主张,而是致力于梳理近代法国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并着力分析影响这一进程的政治文化因素。一市民社会在法国成长的艰难,仅在19世纪历...     

法国大革命与结社自由的遗产

结社权利在法国迟迟得不到立法的确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反中间团体的公意政治文化的长期存在。本文的研究是要追寻这种公意政治文化的根源所在,分析它如何影响法国革命者对结社自由的态度以及相应的立法,并扼要地说明它对法国民主发展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