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等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唐朝"村"制度的确立

依据文献记载,"村"概念出现于东汉中后期,直至隋朝"村"一直作为一种自然聚落的名称.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并依据村内家户数的多少设置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开始于武德年间,至开元年间逐渐完善."村"制度是唐朝革弊"求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姜堰农民编纂泰州市首部村志

5月29日,由姜堰市梁徐镇农民郑应松编纂的泰州市第一部村志《百年坡岭村》正式出版发行。坡岭村历史悠久。民间文化和革命斗争史料丰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坡岭村献身的革命烈士有16     

梧州市壮族村及壮族村民来源

2022年末梧州市有壮族聚居村10个,壮族村民既有世居的,也有从广东、湖南、广西南丹和平南等地迁来。而作为壮族分布“孤岛村”的龙圩区广平镇思化村和岑溪市归义镇石坡村的壮族则与明朝调俍兵镇压桂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岑溪瑶民起义以及“调土兵更戍”“与民伴耕”广西东部诸州府有关。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困境与出路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从初步尝试到明确倡导再到全面推行,经历了实践的锤炼洗礼,其现实意义在于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并理顺了村"两委"关系.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人才队伍难题、权力集中引发监督难题以及因政策宣传缺位影响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问题,为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正面效应,必须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监督机...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韩兆鹗和“安希明破坏农业合作化案”

在陕西省户县秦岭山脚下,古镇庞光北边有一个风光秀丽的村子,相传是古时老子开炉炼丹之地,故名炉丹村。村分东、西二堡,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任副省长的韩兆鹗就出生在东炉丹村。     

革命纪念地--俄界

俄界村位于甘肃省迭部县城南偏东,达拉乡西部,东距达拉村3公里,距迭部县城70余公里。该村是藏族居住之村寨,全村有37户人家,约250人,全部为藏族。白龙江的主要支流达拉河从村中穿过,群山环抱,山环水绕,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同泰村农民编村志

国有史 ,省县有志 ,族有谱 ,自古以来沿袭到今。进入 2 1世纪 ,村级有志也并不是一件稀奇事。由同泰村志编写组撰写的《同泰村志》于 2 0 0 1年底出版。同泰村是宾阳县新宾镇的一个自然村 ,全村 2 1 1户 1 1 2 1人 ,居住阮、封、廖三姓人家。该村以种养为主 ,以科教兴村 ,文化氛围浓厚。由 82岁的廖秀清老人等组成的村志编写小组 ,广泛搜集资料 ,经一年多艰苦努力 ,完成了村志的编写并于 2 0 0 1年底付梓出版。《同泰村志》借鉴了本县黎明镇布宁村编写村志的经验 ,结合本村具体情况 ,分为大事记、地形和环境、文化教育、村政建设、人员事绩…     

村域经济研究的国际进展

村域经济是近年来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村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要基地。基于对国际文献的相关梳理,对村域经济进行了界定,总结了村域经济的发展特点和新近研究动向:村域产业经济贡献及其内在运作机理探究,村域经济对外部的不同响应,对村域经济影响的内外不同环境,村域经济的尺度转移,强调村域经济的资源基础,对村域人地系统协调的研究等。基于以上分析,指出村域经济研究尚需加强如下领域:强调村域经济所处的发展环境,村域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研究,村域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分化研究,加强村域经济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不同尺度村域经济模式的总结与比较,地域上加强对中国村域经济的研究等。     

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出版工作全面启动

2006年3月15-17日,广州市黄埔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广州市从化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召开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工作动员会,并举办“广州市黄埔区村志业务培训班”。14个有村志编纂出版任务的社区居委会都派员参加。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陈泽泓副主任到会讲话,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陈华祥主任受区分管修志工作的领导委托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会后,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业务指导处胡巧利处长为地方志编纂人员讲授编修村志的理论课;原黄埔区地方志办公室崔大经主任讲解村志篇目及要素内容,并结合本地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帮助学员理解村志编写的基本要求;授课人还对村志编纂人员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一一解答,使学员学到了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知识与方法,为全面完成村志编纂出版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次动员会的召开以及培训的举办,标志着广州市黄埔区村志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向天坟之谜

楚雄市子午镇以口夸村是汉族聚居的村落,却有个彝族的村名。以口夸在彝语里意为“水源丰富的地方”。村庄坐落于山丘脚下,面向坝子。山丘不大,半山腰建有佛道一体的汝兴寺,又有彝族村落特有的土主庙,因此叫做庙山。村民们平日里既拜佛,又祭土主;逢年过节既唱花灯,又演彝剧。     

农民离村与近代中国社会

在近代中国,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农民离村问题日益严重。农民离村的根源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打击、封建统治对农民的榨取以及天灾人祸对农民的侵害。农民离村冲击了农村经济,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农民离村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绿色产业”引领村民奔上致富路

地处茅山革命老区的江苏溧阳市永和村位于上兴镇西北,村域面积15. 18平方公里,辖28个自然村,有1236户4263人,耕地6800余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永和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山芋,依靠山芋粉丝加工发展经济。然而,种植山芋利润低、发展慢,导致村集体经济收入极为薄弱,最少的年份,一年仅有2万余元。     

乡村振兴背景下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拉片村发展乡村旅游研究

本文首先在简要介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拉片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拉片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其次立足于拉片村发展乡村旅游有利因素、制约因素和发展定位提出产业规划,最后提出详细的旅游发展规划,希望能够促进拉片村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温江鱼凫村遗址的分期研究与土墙功能考察

鱼凫村遗址是宝墩村文化的典型遗址。本文以鱼凫村遗址原层位关系为依据．结合该遗址器物形态和组合关系的演变,把鱼凫村遗址出土的遗存分为三期。从土墙建筑特征、文化因素、兵器、地理环境等四个方面出发,对鱼凫村遗址新石器时代土墙的功能进行分析,推测土墙的主要功能可能是防洪。     

跨文化视角下的浙江衢州麻蓬村圣山田野考察

通过对浙西天主教村麻蓬村圣山墓葬群进行历史文献搜集和田野考察,采集到史料、实物照片、村民口述等文化碎片,从其山名来源、墓葬分布两个方面呈现麻蓬圣山跨文化特征。从圣山起源追溯到麻蓬村傅王两家祖先自清朝从江西南丰迁入浙江衢州石梁地区带来天主教信仰。从墓葬分布可见麻蓬圣山既是家族墓地又是教会葬地,对村民具有传统礼教和天主教教义传承的意义,墓碑也有文化融合印迹。麻蓬圣山形成了一个跨文化空间,承载着这个村子的家族文化和信仰文化诉求。     

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

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乡村基层建设,推行地方自治,在村街设立了村街民大会。虽然新桂系一再努力,制定了各种规则,但村街民大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民意机构。不过,通过村街民大会,新桂系政权得以进一步向乡村基层社会扩张,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地理学视角下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崇左市江州区卜花村为例

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可助力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本文首先研究地理学视角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新和镇卜花村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其次总结卜花村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促进卜花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调查——以塔尔寺周边的昂藏村藏民为例

鲁沙尔镇昂藏村毗邻佛教圣地——塔尔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要民族成分的村落。近年来,以塔尔寺为主打品牌的旅游业如火如荼地发展,各种外来异质文化冲击着这个僻远封闭的村落,促使着昂藏村藏民在社会文化产生剧烈的变迁。本文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昂藏村藏民文化为研究对象,采取将文献资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获得对昂藏村藏族民俗文化的认知,描绘昂藏村藏族民族文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