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看国共合作的矛盾及冲突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下合作完成的,前两次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最后一次虽然成功了,却又惨遭国民党的镇压。在这三次暴动过程中,国共两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国共两党合作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竭力挽救,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极端不满,在这种脆弱的合作中两党的破裂注定是无法挽回的。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

著名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抗日战争初期到安徽临时省会六安,担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同时担任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常委兼秘书。他在安徽期间,在解决战时财政困难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沦陷后不久,日军进犯安徽,安徽境内宁芜、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城镇先后失守,安徽成为抗日前线。国民党安徽省军政当局却纷纷逃避。1937年冬,安徽省政府     

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合作

人们一般比较熟悉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合作关系,而对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就产生并发展的合作关系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有过多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法租界内勒路树德里30号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家中召开的。李书城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骨干成员李汉俊的胞兄,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国民党中有较高的地位。李汉     

彭湃创办广州农运讲习所

1924年4月,彭湃秘密抵达香港,来广州,准备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此时,孙中山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许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一九三六·国共秘谈的经过

在1935年底,国民党曾一度寻求与中共和谈。在双方的努力下,国共两党于1936年间在莫斯科、南京、上海等地,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年中共方面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潘汉年同志,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做出了重大努     

顾顺章组建“新共产党”的前前后后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     

台湾档案中的毛泽东

筹建国民党湖南省组织机构1923年9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号:环4469):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当时是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编者注)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     

高语罕与国共名人的交往

高语罕(1887—1947年),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他是中共早期建党建团建军的先行者,曾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又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曾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任职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与国共两党的高层有着密切的交往。     

“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

李根源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等职。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而退出北洋政府。从此不仅在政坛上销声匿迹,连去向也不为人知。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出现在抗战前线。这整整14年,他退隐在哪里,又作了些什么呢?《“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详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治中与郭沫若 赤诚相待传佳话

1964年盛夏,黄山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1892—1978)一行来安徽视察游览黄山。其时张治中(1890—1969)也在安徽巢县老家探亲,安徽省领导想请张治中也来参加座谈会,被他婉词拒绝,没有和郭沫若晤面。照理说,他俩一个是热心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爱国人士,一个是“革命文化班头”、一代文坛宗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     

合作与分裂——1924~1927年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分析

1923年4月,湘区中共帮助国民党在长沙建立两大分部(学界和工界),实现了湘区的国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包办”下,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迅速得到了发展,遍及整个湘区;与此同时,湘区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民党组织的数量与组织的凝聚力成反比例,缺乏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的向心力让国民党产生担扰,并于1927年5月最终走向武力分共。本文拟将引入成本-收益理论和“安全困境”概念,从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实态来解读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嬗变。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雄鬼——忆父亲戴安澜

戴安澜,字海鸥,1904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1942年5月26日,牺牲在远征缅甸的战场.国民党中将杜聿明曾在回忆文中用“惨绝人寰,欲哭无泪”,形容戴安澜牺牲前后的惨烈.当时,国民革命军抗日殉国的将领有160多位,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只是少将,却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可见其非凡.     

陈赓对林彪的三次“抗命”

1949年4月21日,因国民党拒绝在国共和平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长江千里防线,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拉开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国共两党两军最后决战的序幕。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

(一) 国民党改组甫告成功,一场诬陷国民党“赤化”的谣言攻势接踵而来。这类谣言,此前已有,但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实行联俄容共后,受到了新的刺激,更加沸沸扬扬,不可遏止,大有谣言一经传播就会成为事实之势,使国民党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党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1941年1月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几乎走向全面破裂。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而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密谈: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

2005年3月28日,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大陆之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高官首次正式参访大陆,被称为“破冰之旅”。此行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鲜为人知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