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芮伯卣及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所见芮国青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的芮伯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芮国青铜器,与芮伯卣同墓出土的还有青铜大口尊。本文通过这一卣尊组合,及与相关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其年代在昭王时期或可早到康王晚期,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姞簋年代一致。芮伯卣之芮伯与芮姞簋之芮姞不可能是《尚书·顾命》芮伯或夫人。芮伯卣可能是从陕西陇县、甘肃崇信汭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流转到成周洛阳。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对小田溪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2规模较大,出土器物丰富。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等,以铜器为主,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根据墓葬规模及出土器物判断,该墓年代应为秦代至西汉初年,墓主应是巴国王族后裔。该墓是历年来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出土器物较为丰富的墓葬之一,为研究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青铜器艺术与宗教(续)

上面详细的讨论了器物的形式和装饰艺术,虽然这个问题已讨论了近一个世纪,但我们必须还要继续讨论下去。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类似于方彝和猫头鹰尊的青铜器应世安阳制做的器物,它们可能出自于某个王室的墓中或从其它地方采集而来。无论如何,结论是,那些被盗王室墓中的遗物是不会消失的。在安阳的后期,生产了大量的不同器型,至安阳的第三或第四期的器物风格仿佛发生了戏剧性的演变。从安阳大司空村（33）的利号墓．53号墓出土的器物表的最后部分的图表已表现出了器物的变化。就我们把握这些有特色的墓葬来着也许这些器物的演变刚开始时…     

浅析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先秦青铜礼器

江西南昌海昏侯国考古发现是近年一项重大考古成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本文特意选取了其中的尊缶和提梁卣进行研究,认为尊缶应为战国中期左右的器物,其珍异之处是有十二棱,将器身和器盖等分为十二面,极为罕见。结合赛克勒氏所藏十棱壶及相关著录信息,作者认为此前见于著录的某些八棱壶也应该更正为十棱壶。关于提梁卣,作者认为属西周早期早段。这件卣的纹饰极具特色,腹部带歧羽的大鸟纹十分华丽,圈足上的双兽首的夔纹也属罕见,作者将其与一件新近发表的装饰大鸟纹的青铜尊进行了综合研究,还结合甲骨文和金文讨论了卣上的"子畯父乙"铭文,阐释了"畯"的相关问题。或许限于篇幅,作者没有在文章中配置相关器物图,也没有能够结合其他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出土器物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

王子婴次炉是1923年在河南新郑县(今新郑市)李家楼一座春秋时期大墓中发现的(图一),同出的还有钟、鼎、鬲、簋、篮、尊、 、壶、舟、洗、盘及兵器、车器、马饰等青铜器共百余件。王子婴次炉的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同墓昕出的其它器物风格迥异。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王子婴次炉的底座形状、用途及其国别有着不同观     

录尊真伪再考辨

录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真伪迄今仍无定论。容庚曾认为此器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公认,近年来也不断遭到质疑。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未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学者的讨论多基于对器物外部的观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版本学的思路,对录尊的收藏与流传历史进行梳理,共勘校十一种铭文拓本,考察其各自产生的时间及彼此的因承关系,发现拓本可以截然分为两类。而只有原器损毁,有铭文的卣底镶嵌到尊内这一过程,才可能导致两类拓本之间差异。     

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

1993年初,我们在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了一座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墓(M242)。墓中出土的铜礼器有鼎、篡、觯各2件,尊、爵、卣各1件。此外还出土铜兵器、铜车马器、玉器和陶鬲等器物。其中有1件柞伯簋铸有长篇铭文,内容较为重要。现将此簋介绍如下,并对铭文予以初步考释,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器物介绍柞伯簋为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外鼓且向下倾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下垂珥,浅圈足下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8个以细雷纹作     

北京延庆区西屯墓地汉代木椁墓发掘简报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共发现各时期墓葬490座,以汉代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其中,又以不同规格类型的西汉木椁墓最具特色。有规模较大的带墓道单棺、双棺木椁墓,也有规模较小、数量最多的长方形单棺、双棺木椁墓。在这批木椁墓中发现了铜盆、铜鼎、铜提梁卣、铜熏炉等一整套精美的青铜器,也发现了陶鼎、陶盒、陶壶、陶罐组合,以及2～3件陶罐或者陶罐和陶壶等器物组合,为研究当时社会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虎装饰母题与赣文化因子

笔者曾在《鸟图腾及相关问题》一文中阐释过新干商墓出土青铜器上的鸟装饰对于长江文明、尤其是对于江西的古代文明所带来的特殊意义①。当时因案头资料尚不全,未及研究新干商器中更富有特色的虎装饰。虎形装饰,不仅在江西新干商墓器物上有,而且国内许多遗址的出土物上大量存在,甚至世界各地的崇虎现象也屡见不鲜。即便如此,我们仍可认为在早期赣文化的形成中,虎装饰具有重要作用。一、鸟与虎的合体器１９８９年在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伏鸟双尾虎形器（图一,１）,早已引人注目。该器外形似虎尊,却并非虎尊,因其腹底不联,内空,不能盛物;背伏…     

四川汉代陶翼虎研究

近年,在四川崖墓当中发现了新奇、罕见的陶翼虎,年代为东汉中晚期。陶翼虎背部方形或者圆形的孔洞模仿自商周时期的铜虎尊,显然,其用途应为陶牺尊,而不是以往学者们所说的陶器座;其羽化造型的思想渊源来自两汉时期的升仙思想,既有本地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有关中因素的间接影响;其写实的模塑表现方式与本地崖墓当中的动物俑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四川汉代陶翼虎是融合了早期牺尊造型、本地升仙思想和陶俑艺术的复古创新产物,颇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这类器物被随葬于崖墓当中,不仅是仙境模拟之物,也反映了个别墓主人的思古之情。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