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卤簿仪制及避暑山庄外八庙卤簿初探

<正> 卤簿仪制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体现其地位、尊严以及防护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它是绵绵数千年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和象征。清朝卤簿仪制在沿用、继承历代卤簿仪制的基础上,产生确立了自己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卤簿仪制。避暑山庄及其周围的皇家寺庙曾收藏有清代卤簿。通过分析研究这些卤簿的使用及贮藏,以求从一个侧面反映避暑山庄及皇家寺庙在清代历史上的作用。     

汉代宫廷鼓吹乐的政治功能述论

汉代宫廷鼓吹乐是中央集权制的产物,频繁使用于各类宫廷重要礼仪活动中,并非单一的"音乐"事项,而是承载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于招待外邦君主的殿廷宴享鼓吹成为汉朝皇帝宣扬国威、抚慰外邦的政治举措;殿廷典仪鼓吹的"发号施令"使君臣关系以及皇帝在朝政中的极端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     

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

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其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置放方式和表现形式,二者的不同表现出时代特征的不同及墓主身份的差异。徐州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是男性墓主的特权,女性墓主不能拥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升仙的需要。另外,画像石中的车、马及车马出行图等画像并不可能是车马陪葬的代替品。     

商周族氏铭文中的鼗鼓形态与鼗族

一般认为鼗鼓(即近人俗称的"拨浪鼓")的图像始见于汉代画像石,其实商代青铜器族氏铭文中已经出现鼗鼓的形象。族氏铭文"庚()"字即是鼗鼓之象形,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拨浪鼓图像,比汉代画像石早一千年左右。商周时期的鼗鼓是大型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乐器,故鼗鼓图形被执掌鼗鼓演奏及相关礼仪活动的乐师家族视为本族的象征。商代以鼗鼓图形为族氏的鼗族曾与商王室联姻,掌管军事、册命等事务,地位十分显赫。随着商朝的灭亡,拥有精美礼器和悠久文化传统的鼗族急剧衰落,不知所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简评

正青铜器是商周贵族社会政治、伦理、宗教等礼仪制度的器用标志,同时也是贵族阶层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青铜器的使用遍于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政典官仪、册封赐命、庆赏宴飨、聘使盟会、婚丧嫁娶、车马出行等各种礼仪场合,无有例外。可以说,青铜器是商周时期贵族生活须臾难离的物质依托。流传到今天的青铜     

江苏溧阳蒋笪里墓地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2—7月,南京博物院和溧阳市博物馆对江苏省溧阳市上兴镇蒋笪里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汉代墓葬25座,清理发掘23座。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和土坑墓两种,其中带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有11座。发掘的汉墓均被盗扰,残存铜、铁、石、漆木、釉陶、陶等质地器物121件(组)。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排列布局、残存的车马器等推测,蒋笪里墓地应是汉代溧阳地区一处身份地位较高的家族墓地。蒋笪里汉代家族墓地的发掘,为溧阳地区的汉代考古研究及汉代文明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卤簿制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周五路乘舆制度特点

车马自从进入统治阶级礼仪的编缀,就一直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商周时代至明清一直存在下来的乘舆制度是其特殊角色的最恰当不过的说明.车马乘舆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是礼仪文化发展的晴雨表,也深刻地反     

画马和郎世宁的《八骏图》

古往今来,马曾经是交通、生产、战争的重要工具。在封建社会中,宫廷贵族往往以嬉马为乐,民间也有马戏活动。而作为艺术品的题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马的图案。汉代的画象砖上有些图案突出表现车马和游猎的行列,尤其是车马图案更为丰富多样,马的神态极为生动。     

唐代命妇凶礼卤簿“鼓吹”使用制度补考——以唐代碑志为中心

本文以目前考古资料记载的唐代皇太后、皇后以外正一品命妇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模拟鼓吹使用音乐的碑志为考察对象,对文献所载唐代命妇吉凶卤簿制度进行了两项补充:正一品内命妇皇帝夫人凶礼卤簿使用鼓吹或为"准制";正一品外命妇公主凶礼卤簿偶给鼓吹,公主、亲王妃等正一品外命妇凶礼卤簿模拟鼓吹使用音乐或为"准制"。     

兰州、张掖出土的汉代铜车马

甘肃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养马业十分发达,又位于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上,贸易和交通都曾相当繁荣,因此历年来甘肃地区出土的古代车马模型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如著名的武威雷台铜奔马和一批精美的铜车马;武威磨嘴子等地出土的一批刀法简练、神态生动的木车马等。这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养马业、马种和舆服制度、雕塑艺术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研究甘肃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是颇有价值的。本文介绍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几件汉代     

山西离石东汉吴执画像石墓“车马右行”图像解析

山西离石吴执墓前室门楣画像上的"车马右行"图像,其起点是昆仑仙境,其终点则是现实的人间。墓葬通过构图模式,传达出独特的"复活"思想。前者建立在"西王母-昆仑山"信仰之下,而后者与已在汉代式微的"司命"信仰有关。吴执墓画像既体现了东汉时期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亦是对已知汉代民众生死观的补充。     

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在东汉末年基本上结束了,此后的中国玉器逐渐进入以装饰用玉和观赏用玉为主体的新的发展时期。探讨汉代礼仪用玉的渊源及其演变过程,对了解中国古典玉器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所论的礼仪用玉,包括古代贵族阶层祭祀、朝聘以及其他各种礼仪活动所用的“礼玉”(或称“祭玉”)、“瑞玉”及仪仗用玉等。 一     

原始宗教的遗绪——试析汉代画像中的巫术、神话观念

汉代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容纳量,使百家学术思想、诸种文化类别殊途同归,形成思想、文学、宗教、民俗领域的洋洋大观。因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史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形象地显现,莫过于汉代画像艺术。汉代统治者吸收了秦一统帝国的行政管理和礼仪典章、继承楚文化的“好巫信鬼”、富于浪漫的想象能力,借鉴了齐鲁文化的儒术和阴阳五行之学,组成一整套伦理为本的统治理论,而又将这一切纳入了以宗教神学     

考古发现汉晋时期铜马及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对出土汉晋时期铜马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发现汉晋时期出土铜马的地区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区,一般是一匹铜马或一匹铜马拉车,但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差别较大。以铜车马随葬的习俗源于战国王室和秦朝廷;在墓葬中随葬车马明器是汉代的普遍习俗。至于铜车马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区出现,可能与当地出产铜和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重要等因素有关。     

西汉龙首形铜辕饰

两轮独辕车曾为我国秦汉以前的重要交通工具和军事作战工具。贵族们用贵重的青铜做成精美的车马饰,把车马装扮得华丽富贵,成为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死后还以车马殉葬。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九卿与六部

正秦汉时中央的行政长官有九卿:(一)奉常,后来改称太常,掌宗庙礼仪。(二)郎中令,后来改称光禄勋,管宫廷侍卫。(三)卫尉,管宫门近卫军。(四)太仆,管皇帝车马。(五)廷尉,汉代有时又称为大理,是最高的法官。(六)典客,后来又称大行令、大鸿胪,管理少数民族来朝事宜。(七)宗正,管理皇族事务。(八)治粟内史,来又称大农令、大司     

四川画像砖中所见的汉代桥梁

四川江河纵横,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了克服自然对交通造成的阻碍,创造了各种类型、各种质地的桥梁。著名的有成都两江七桥、珠浦桥、泸定桥等。但对汉代桥梁的型制,因物换星移已无实物存在,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车马过桥”画像砖,砖上范印的汉代桥梁,是我们研究汉代桥梁的重要实物资料。这块画像砖是1956年成都市郊一座东汉砖室基中出土的。砖长47.5厘米,宽40     

两晋东宫述论

东宫的基本架构是以皇储为核心建立的一套职官制度。作为储君的僚属,他们的人选来源也极一时之选。此外,为太子选择有才干的人作为宾友;给东宫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重视东宫教育;在对东宫实行经济保障也是加强储君地位的重要方面。两晋还存在着皇太弟现象,但两晋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两晋东宫的设置是为了加强皇储地位,而在两晋皇权不甚强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种制度与设立的初衷相悖,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变化的真实反应。     

释"便椁"、"便房"与"便殿"

"黄肠题凑"葬制是汉代高级贵族的特殊丧葬制度,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汉代的礼仪制度、等级制度及思想文化的发展等."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记述了霍光死后,汉宣帝赐其"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皆如乘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