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新乡市博物馆藏“聑须婦■”青铜组器铭文考释

1952年在新乡辉县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带有"聑须婦■"铭文的青铜组器,该组器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本文对青铜器纹饰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组青铜礼器上铭文的含义和构成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聑须"应释读为族氏铭文,"婦■"应释读为父族之族氏名,"聑须婦■"应视为复合族氏铭文。     

商代史族研究

本文根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商代史族的记载,结合文献中薛国的记载,认为“史”应该是商代薛国的族氏铭文,山东前掌大墓地应该是薛国的贵族墓地。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商周族氏铭文中的鼗鼓形态与鼗族

一般认为鼗鼓(即近人俗称的"拨浪鼓")的图像始见于汉代画像石,其实商代青铜器族氏铭文中已经出现鼗鼓的形象。族氏铭文"庚()"字即是鼗鼓之象形,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拨浪鼓图像,比汉代画像石早一千年左右。商周时期的鼗鼓是大型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乐器,故鼗鼓图形被执掌鼗鼓演奏及相关礼仪活动的乐师家族视为本族的象征。商代以鼗鼓图形为族氏的鼗族曾与商王室联姻,掌管军事、册命等事务,地位十分显赫。随着商朝的灭亡,拥有精美礼器和悠久文化传统的鼗族急剧衰落,不知所终。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戍甬鼎铭文考释

戍甬鼎,又称戍革鼎、俎子鼎、宜子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器物,内壁铸铭文27字,研究价值较大。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和断句,认为鼎上的族氏铭文为"亚见"","为"俎"",省"为地名","为"甬"。     

疏公簋续说

2007年,在香港发现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疏公簋",铭文反映出很多信息。结合文献认为晋国之前的叔虞之唐存在的时间为37年,此后迁封至晋,都城由唐之鄂迁到了晋之翼,即今天马-曲村遗址一带。在疏公簋铭文的末尾有一个族氏铭文"五",表明疏公属于"五"族,疏是其中的一个国族。结合晚商和西周早期发现的30余件"五"族器及铭文信息,讨论了"五"族的发展变迁和"五"族的族姓等相关问题。西周早期以后,"五"族铭文青铜器基本不见,说明此"氏族"已被周文化的"姓族"所取代或同化,而不再使用其族氏铭文了。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金文日名统计与商代晚期商人日名制

1985年时查阅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发行,1983年11月初版),顺便将金文中出现的日名(即所为作器者庙号)分别所属族氏作了一下记录。现从所登记的族氏名号中选择了较为常见的32个,将其带有“父某”、“祖某”、“母某”,“妣某”形式的日名作一下统计(见附表一)。此32个族氏中,有的彼此间可能有宗氏、分族的关系,如(?)与(?)。这些铭文所属器物时代,未及一一查对,从已知器形者与铭文内容和字体看,多数属于殷墟时期,少数属于西周早期。这些族氏是否皆属商人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弋卩)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一般铸文字数不多,少则一二字,多者四五字,目前已经发现的铸有数十字铭文的器物仅有几件。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三件晚商帝辛时代(弋阝)其卣,因分别铸有27、39、42字铭文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被视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三件(戈阝)其卣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有关学者考证,所记祀典可以排进帝辛时的周祭祀谱。长期以来,(戈阝)其三卣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有关的研究从未间断。择其要目,对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祐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然而,在今人有关论著中,除对宋代金石学评价较高外,学者们对此多以随意猜测论之.宋代学者的族氏铭文研究是否真的乏善可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     

■公簋与商周■族及其称谓问题

■公簋及其铭文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认为■公所属族是作为殷商遗民而随唐叔虞封唐迁徙而来,并随晋侯燮夫迁徙于晋。族为商代重要族氏之一,与商王朝联系紧密,其地望近于戈族地望,在陕西泾阳附近。■公簋中的唐伯和■公均非爵称。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西周青铜私文书的鼎盛

在日本泉屋博古馆展藏的中国青铜器中,西周青铜私文书的数量和字数超过了商和春秋战国,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出土的青铜铭文器字数和数量,迄今为止,也是以西周居多。西周铸造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奴隶制度的高度完善、家庭成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及留传意识的增强等,是西周青铜私文书的数量、字数以及记事的范围和内容增多的主要原因。西周是青铜私文书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灵石旌介商墓青铜器看族氏铭文与纹饰的关系

族氏铭文与纹饰历来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问题,其内容涉及古人的族属、审美及政治势力的变革,对我们全面认识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灵石旌介三座商墓所出的青铜器为例,从图像角度分析青铜器纹饰与族氏铭文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点,探讨纹饰的内涵及原始意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小考

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河南正阳出土“禽”铭铜器初探

正禽族是晚商王朝的一个重要方国和部族。他们的文化面貌如何、他们的聚居地在哪里、他们与商王朝是何等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在以前的著录中也有部分"禽"或"亚禽"铭文的青铜器资料(1),由于资料少而零散,且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最近几年,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发现一处商代墓地,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青铜器上都有"禽"或"亚禽"铭文,为深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以     

新乡市博物馆藏辉县出土青铜器

新乡市博物馆的前身是平原省博物馆,收藏着原平原省所辖华北平原南部五十多县市的出土、传世文物数万件(套)。辉县在殷商时期属于畿内之地,西周为共国,春秋时期属卫国,战国时期为魏国,在褚邱、琉璃阁等地都有着殷商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发掘。文章撷取馆藏辉县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整理,其中部分青铜器带有铭文,有着较强的象形性,研究者多称之为族徽文字,这些为研究辉县商代的族氏、社会结构以及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