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树仁谈辽宁省的民族工作(摘要)

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持全省局势稳定、加速现代化建设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 一、民族工作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对我们施加压力,国内在治理整顿中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抓好。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部分读者不同的意见：“‘文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们为什么抓住‘文革’的错误不放!?总喜欢在我们自己的创口上撒盐巴!?这不大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赞成我国一位领导人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错误,更要记取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我们认为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正确的、语重心长的、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我们希望那些有不同意见的读者看了这篇令人心痛的文章后,能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头换面的“文革”今后绝不可以在我国再出现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郑重地发表这篇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章的原因：     

“稳定压倒一切”是治国的重要原则

“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不能乱”，“不允许乱”，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阐述的一个很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也是邓小平同志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学习掌握这个新思想、新观点，对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稳定，内容是很丰富的。根据《邓小平文选》中的论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     

新闻出版工作者一定要讲政治

江泽民总书记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篇讲话中指出:“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津、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1月24日,江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再次强调:“讲政治,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因此,新闻出版工作者“一定要讲政治”,必须牢固树立五种意识.     

把握“两点论”的哲学方法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了基本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方法论。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多次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都超过资本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坚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在坚持两手抓的问题上,邓小平讲得也重点突出,旗帜鲜明,思想深刻,态度坚决。1989年夏,邓小平批评了一段时间所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提出今后“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这是总结我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重要结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全党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不尽如人意。一些不正之风时起时伏,死而复生,其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1.“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达成以下共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反恐和反扩散方面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只能因势利导; 美国对华战略要采取“两手”,一手是“接触、合作”,一手是“防范、威慑”。总之是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宝贵的精神财富

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较多的都是古代和近代的作品,现代和当代的作品,相对地说就少一些。古代和近代的民族民间文学与我们当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什么关系?就这个问题,我谈一点看法。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同     

造神与造圣——精神现象零拾之七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知音而不同调的董桥

董桥退休了!这在两岸三地的文坛成为头条新闻。董桥因其散文而名噪一时。行人提议“你一定要看董桥”;有人呼吁“你一定不要读董桥”,也有人主张“你一定要少看黄桥”。无论怎么说,要写当代文学史就无法避开黄桥。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目前已经有很多史学家发表文章来论述这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就把几篇专门论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一个简单概括的介绍: 一、主强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要地位者的论点侯外(?)先生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的文章。侯外(?)先生在文章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大师论述“亚细亚土地所     

第一个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纳兰性德

先谈“融合”。 这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九八○年中国满族文学史学术年会”上就有过小小的“交锋”。主要交叉点是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但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则一律用“民族融合”,避免用“民族同化”。这是较流行的一种看法。 其二,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要分别使用。 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     

我们是怎样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启发式”教授法的

我们看了本刊五月号刊登的南昌市第十六中学历史教研组写的“怎样在历史教学中应用“启发式”一文后,受到很大的启发。也愿意把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主要做法(与十六中共同处或者运用不经常的方法略写)写一写,向同行请教。一、阶级分析方法什么是历史?正如毛主席所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规定了历史的阶级性。我们讲历史时,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讲解。而且要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教会同学。如讲“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时,教师首先提出问题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     

续志对生人入志要注意的问题

<正>有专家学者在河北的栾城续志编纂研讨会上指出,续志对生人入志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应持严肃慎重态度,因为这是“青史留名”的大事,所以要对入志生人严格挑选,要好中选优,一定要有代表性,典型性。二是入     

“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

论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阐述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华侨华人的独特性质，探讨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内外兼修的视野，要求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具有全面、系统和均衡的视角。一方面，需要在祖籍地中国和住在国之间有一定的均衡，过分强调任何一地，都可能会失去对华侨华人这个分布于全球的群体的客观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个系统工程，现代化进程既涉及政治经济，也包含社会文化；既需要本土稳定，也兼顾世界和平，所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     

成大事者也拘“小节”

中国自古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可在我看来,这句话似乎被很多人当成了对事随意马虎的借口。其实,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句古话中的“不拘小节”是指不对小事过于苛求。而我所要说的“成大事者也拘小节”是指要留意细小之处。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名人们大多都是“拘小节”的。在我看来,拘小节又分为两点:一是留心生活点滴,一是留心细小想法。首先,生活点滴要留意。成大事者的一举一动可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生活点滴不够留意,可不是一个成大事者应有的作风。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首推周恩来总理。提出     

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原则有条件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同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北伐战争的胜利: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