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试谈中国美术考古学 --兼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作者商榷

艺术考古学的提出是艺术学科与考古学各自发展到一定阶段而相互渗透的必然,但不能因此而模糊艺术考古学与美术考古学的界限和实质。它们应该不仅仅只是在名称上的差异,更在学科理论与方法实践上各有归属。     

浅析中国考古学中级理论的探索概况

考古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系统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一样,由高级、中级、低级三个层次组成。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一直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学科问题的最高指导。然而一门学科的发展既需要基础的方法指导,也需要提纲挈领的哲学指导,更不能忽视的是各类在发展中的中级理论的指导。文章旨在讨论什么是考古学的中级理论,又包括哪些内容,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的中级理论的关系,以及考古学中的中级理论对中国考古学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思想是考古学的工具--论俞伟超的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俞伟超考古学思想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解释体系的初步探索;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据推定;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技术、社会和观念的三重解读以及以此为方法论核心的考古学新体系的建立。     

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对某一类器物的研究,还应包括对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各种遗存的研究、对该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透过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结构及与其他集团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导致考古学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因此考古学文化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建设

苏秉琦先生一生为创建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而不懈努力,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考古学结合、考古学与现实结合上取得瞩目成就。晚年在思考科学未来时提出动态考古学及古与今、中国与世界接轨等新课题。     

作为独立学科的考古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学科体系之比较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学应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本将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加以比较,论述了在学科起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分支学科等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差异。从而认为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它作为独立学科的趋势是必然的。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奠基

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的边缘地带产生的交叉学科,其形成和确立顺应了考古学与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样,考古学与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坚实基础。     

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1931 -2011)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早在1999年底,《科学美国人》杂志就称,宾福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学术生涯几近半个世纪,明年就是宾福德发表新考古学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正是考古学史上告别分类-历史阶段,步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宾福德不仅开启了新考古学潮流,而且一直站在考古学研究的最前沿.无论是早期对以基德( Alfred Kidder)的中西部修正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鞭笞,还是晚期与霍德( Ian Hodder)就考古学中的象征主义的交锋,还是与同属新考古学的施斐尔( Michael 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在中程理论上的论争,宾福德都有重要的论文.虽然宾福德为考古学提供了第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绝不可低估他在众多具体个案上的卓越研究.     

考古学定位问题的反思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转型期,新形势要求考古学理论创新的同时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代考古学已经脱离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察其被相关学科附属的现象,探讨学科的定位问题,对构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意义重大。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一、通过借鉴西方过程主义论和后过程主义论的精华,补充学科理论层面的不足;二、提高专业人才的理论素养,打破现有条块分割的研究体制,尽可能减少行政因素的干扰,让考古发掘和研究回归学术本身;三、加强对公共考古学的关注,在和参与者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吸纳更多理解人类社会、文化与行为的新视角。     

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

社区考古学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其实践仍然具有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社区考古学理念确立了社区在文化遗产管理的主体观念,廓清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对生态观念和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误解。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一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已经处在比较成熟的阶段,成熟表现为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对其他不同学科理论的接受①。而当代西方考古学存在着众多的理论流派,如文化历史考古学     

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

考古学的性别化研究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本文回顾性别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重点介绍当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模式,并简要评述了我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性别考古学是当前考古学重要议题之一,不应被中国考古学家所忽略和淡忘;多角度解释考古遗存有助于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现状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丰富的考古材料和科研成果。本文尝试概括1949年以来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进行一个研究历程的文献综述。就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考察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试图了解当前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现状、特点,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和展望。     

遥感考古——探索人类文化遗产的新手段

遥感考古与传统田野考古相比具有诸多优势,且应用广泛,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新手段,将考古学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平台。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