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刘松龄与清宫仪器制造

刘松龄(1703—1774,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神甫,字乔年,斯洛文尼亚人。1739年奉诏入京,1746年补授钦天监监正,成为清代第八位洋人监正,直到1774年去世,任职长达三十一年。任职期间,主持修订南怀仁在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志》,并制造了由戴进贤生前设计的天球仪,制成后由乾隆皇帝钦命为"玑横抚辰仪"。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又奉旨制造大小天球仪、地球仪数对。这些仪器的制造对于清初天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民国时期新旧历法的更替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发布《改用阳历令》,废除了中国沿用４０００多年的阴历,改用阳历纪年。这是民国革故鼎新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新旧历法的更替,绝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完成的。　　　　　　　　　一阳历首先面对的是守旧势力的挑战。临时政府北迁后,编制、颁行新的历书成为民国政府的要务。１９１２年５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奉命将清政府遗留的编历机构──钦天监裁撤,同时成立新的编历机构──中央观象台,委派通晓天文历法的高警为台长,主持新历的编制工作。清朝时,中国的官定历书为钦天监发…     

本刊一九八五年总目索引

(作者姓名之后括弧内圆点前的数字为期数,圆点后的数字为页数) 明清史专论宫廷史料宫中履历单概述叶秀云(1.飞灼殊批奏折之由来及其它朱先华(1.15)人物志:清钦天监监正刘松龄 —纪念南斯拉夫天文学 家刘松龄逝世二百一十周 年鞠德源(1.53)清太宗皇太极火葬考略尹德文(1.63)清朝开国勋臣费英东简论关嘉录(1.65)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何本方(2.3)清末禁卫军吴兆清(2.12)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宋秀元(2.24)略谈和砷出身、旗籍问题冯佐哲(2.32)清代宫俗与民俗万依〔2.45)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单士元(3.45)清代太医院单士魁(3.49)慈禧家世考俞…     

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刘松龄研究之二

本文介绍了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略论傅作霖在华之工作

本文研究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入华进京的背景、在华期间的活动情况和科学工作,特别指出傅作霖长期参与和主持钦天监的日常工作,参与天文仪器制作,乾隆时期还参与了大地测量工作,对中西科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

十八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学》部分中,论述到彗星的时候,引用了朝鲜弘文馆保存的1664年10月28日夜间绘的一幅彗星图,接着说:"我们不知道北京钦天监的彗星纪录里,是否还保存有手绘的彗星图。"今天,我们可以宣告,不但明清档案中保存有清代钦天监手绘的彗星图,而且于公元前168年埋在地下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就有二十九幅图,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图版贰、叁),把它称之为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著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与西方传教士画家

清军入关后,原在明朝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只要留在北京的差不多都为清王朝所容纳。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以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恩宠倍至。尤其是顺治帝与汤若望的关系十分密切,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赐太常少卿衔,并赐他“通玄教师”,赐其教堂匾额,“通玄佳境”,又授其为通政使,诰封为光禄大夫,恩赏三代封典。他还尊称汤若望“玛法”。康熙帝基本上继承了乃父顺治帝允许传教的政策,注意发挥传教士的特长,同时向他们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其子雍正、其孙乾隆对于有学问的传教士,则是尽量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允许他们留在北京,以…     

“奉旨归堂”:康熙宫廷西洋教士寻求皇帝宽容天主教的活动(1669—1671)

康熙八年(1669年)三月,西洋教士南怀仁以"监督历法"身份掌钦天监,意味着西洋历法重新得到朝廷认可。尽管如此,天主教并未得到弛禁。宫廷传教士努力寻求皇帝对天主教的宽容。两年之后,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逐至广东的西洋教士得以"奉旨归堂"。本文利用中西文献,研究西洋教士重掌钦天监后,实现地方教士"各归本堂"的过程,不仅剖析宫廷传教士为推动朝廷宽容天主教,周旋于皇帝、礼部和满汉大臣之间的策略和人际环境,而且揭示出皇帝与官员大臣的态度和反应。     

贵阳人陈夔龙谢孝思重修寒山寺

一到苏州,便急切地想去看寒山寺。 在这座闻名遐迩的著名庙宇——寒山寺的历史上,有先后相隔五十年的两次维修,是在我们贵阳人主持下进行的:第一次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江苏巡抚陈夔龙捐俸集资主持重修;第二次是解放后的1954年,由苏州市园林整治委员会主任谢孝思主持进行。 苏州寒山寺创建于约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     

古代皇帝过年的繁琐礼仪

正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身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过年时都有哪些必须讲究的礼节呢?腊月十九至廿二(小年之前四天),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封印",就是将皇帝的玉玺暂时封存起来。封印这天,要在交泰殿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供案上摆设酒果、点燃香烛、皇帝拈香行礼后,管理御玺的官员捧着宝印出殿,到乾清宫门外进行洗拭,再捧入殿内加以封贮。待来年     

《明史》钦天监呈历时间正误

《明史·职官三》(中华书局点校本)"钦天监"条云:"每岁冬至日,呈奏明岁《大统历》。"其后小字云:"成化十五年改颁明岁历于十月朔日。"按:文中所载呈历时间有误,其后小字亦存歧义,而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及黄云眉《明史考证》对此均未察纠。     

《里瓦几亚条约》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里瓦几亚条约》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清政府一改以往签约之情形:拒绝承认该条约,对签约全权大臣崇厚定"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定条约。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形势下,仍然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传教士的密信

夜深了，一支鹅毛笔正在信纸上疾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北京宣武门肉的南堂，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正在写信。就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为了防止清朝官员的检查，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     

叔嫂如何“坐天下”

正1861年农历八月初一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可谓天象异常,殊为罕见。清廷钦天监特奏道:"日月及水、火、土、木四星俱在张宿五、六、八、九度之内,金星在轸,亦尚在三十度之内……祥瑞也!"果然,今天是个好日子!恰在当日卯刻,曾国荃挥师攻克安庆,重挫太平军。闻得捷报,曾国藩自感否极泰来,一改昔日低调谦逊之风格,致信老弟,认为"盖观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     

英印入侵西藏之 英印在西藏客邮始末

不丹臣服英印 不丹自称“竹域”（Drukyul）,意即龙的国度,清政府文书译为布鲁克巴,是西藏在喜马拉雅南麓的藩属,居民藏族,自称“竹巴”,信仰藏传佛教;英国征服孟加拉以后,东印度公司政府将野心瞄准到喜马拉稚之外的西藏,第一步就是要臣服不丹。1773年,英国从不丹手中夺走了古芝比哈尔土邦（CoochBehar）,引起了西藏的关注。1774年,班禅大师向英印总督希斯丁（ViceroyWarrenHastings）照会,     

论资政院总裁

主持和领导资政院工作的总裁(议长),在资政院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力。武昌起义以前的四五年间,清政府先后简派了六位正副总裁,他们的出任、活动、解职都反映了清政府利用总裁,控制资政院,使资政院仅仅成为封建政府的御用议事机关的意图。     

明代的阴阳生与阴阳户

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阴阳生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阴阳生另以风水、择日、占卜等为生计,两者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并推广,洪武年间一概编入里甲。宣德年间阴阳生获得免役权,由此导致富实之家、胥吏的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由阴阳户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     

康熙时期宫廷传教士的上疏途径

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闻战士文学朴和他的家庭(通讯访谈录)

文学朴1928年出生于北平,原籍贵州省贵阳市。 他的祖父文明钦(1841-1916),号静川,是光绪十五年(已丑)进士,至今名字仍见于北京国子监内清朝历代进士提名碑上。文明钦曾在广西省灵川、藤县,山西省潞城、广灵、右玉等县担任过知县,辛亥革命后寓居北平,1916年病逝。文明钦“因守藤(县)有功,安民一方,     

关于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图书问题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沙皇向清政府索要中国图书,并指名索要佛教经卷中的丹珠尔经.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经卷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共700余册俄国图书,由俄国第12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员携带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