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立后的解读

一般来说,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婚姻和等级、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他们要求婚姻双方的阶级地位相当,为了保持自己血统的高贵,专门与一些豪门大族联姻。但研究一下曹氏的后妃,可以发现曹魏三代君王所立的诸位皇后,出身都不高贵。这些并非偶然,是有一定原因的。这种立低贱者为后的方法虽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有悖于封建礼法,为正统所不容,它不会长久相沿,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豪强士族与东吴政权关系探析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群雄并起,赤壁之战以后,基本上奠定了三国分立的局面。曹操由此退回北方,刘备开始经略西南,而东吴政权据以长江天堑,征服南越和南方地区。魏、蜀、吴三国之中,以东吴存在时间最长。在其立国的51年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豪强士族和东吴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一变化对东吴政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初唐中央政权与党项羌的政权关系

文章讲述了初唐时期中央政权与党项羌族之间的政权界限变化:1.高祖时期中央政权与党项羌的政权关系;2.太宗时期中央政权与党项羌的政权关系;3.高宗至睿宗时期中央政权与党项羌政权之间的演变。     

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曹魏之交通

曹魏由于战争的需要,不论是在陆路还是水路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逐渐形成了以洛阳、邺城、许昌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为曹魏统一北方、战胜蜀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水陆交通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的＂装傻＂

刘备玩儒术、曹操玩法术,但三国之争最后的大赢家,却是玩“装痴术”的司马懿。     

曹魏薄葬考

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开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     

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多为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司马懿虽受儒学之风的熏染,却具备"卡里斯玛"的气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习性。曹操去世后,谁来统一三国,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近来有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但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从曹操墓看曹魏薄葬风潮

在秦汉帝王“厚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曹操作为乱世英雄却选择薄葬。曹操高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广为人知,并引领曹魏时期乃至魏晋时期的薄葬风潮。曹操生活中尚俭戒奢,死后丧葬从简。将考古发现与史籍所载结合起来,研究曹操在薄葬风潮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窥探薄葬风潮,意义在于丰富中国古代葬制、葬俗。薄葬作为曹魏时期兴起的丧葬方式,虽然之前已有薄葬思想,但作为制度大规模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薄葬风潮为我们研究社会礼俗、丧葬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广东南明永历与绍武政权之争

本文主要论述了隆武政权的建立与灭亡,以及之后在广东建立并存的永历和绍武政权,两政权同室操戈,对抗清复明的大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曹魏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初探

监察机构是国家机器自我调节的重要一环,监督机构是否健全和监察体系完整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管理活动的进行。曹魏时期的监察制度在秦汉监察制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御史台、尚书左丞、司隶校尉和校事一起构成了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系。本文试根据有关文献对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制做一初步探讨。     

基层民主政权的权力来源问题探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基层民主政权的权力来源问题，认为基层政权的权力既来自于基层的人民，又来自于整个政权体系内部的权力流动，具有特殊的二重性。其次，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权源问题，探讨了实际权源与理论权源形成差异的原因。最后，就如何使实际权源趋近于理论权源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应从制度和意识两方面着手，解决权力来源的扭曲，实现基层民主政权的功能。     

商人与袁世凯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与近代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资产阶级的重要成份──商人与袁世凯政权的关系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商人对袁世凯当政时期几。关键事件的态度,从而厘清了商人与袁政权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并进而在历史考察的基础得出结论：中国商人低下的发展水平是商人阶层长期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的重要原因。     

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对日本政治与外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野田政权以重塑日美关系为支撑,改善同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调整民主党的战略,谋求日本政治稳定的动向尤其显著。在政权面临再交替挑战的微妙时期,日美关系的调试承载着美日多方面的诉求。野田政权与奥巴马政权以四大课题为核心,对日美关系进行战略性安排、策略性地修复,其实质在于解决或跨越难题达成双赢,稳定和强化政治支持谋求长期政权。     

浅析1933～1944年盛世才政权与苏联的关系

新疆盛世才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是军阀体制与国际、国内环境结合下的特殊产物。自1933年4月至1944年9月,盛世才共主政新疆11年。这期间,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经历了由全面合作、逐渐疏远,最后反目决裂的过程。实质上,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受国际环境、中苏关系、军阀体制及军阀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这表明军阀体制不适应新疆历史发展的潮流,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周边环境才是新疆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新疆的稳定发展必须依靠祖国的强大国家力量。     

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乡里政权是汉王朝派出的最基层行政机构,乡官里吏尽管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职轻责重,构成汉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基础。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大致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后,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并逐渐有效地控制了乡里政权,成为汉政权维系地方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同时,豪民又渔肉乡里,破坏封建秩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清朝初期澳葡政权的走向及与清政府的关系

清朝初期,澳门与清政府的关系在文献中缺乏系统记录,双方交涉之情况表现得极不清晰。以往国内的研究者对这一段历史多采敷衍态度,或不予叙述,或一笔带过,国外则为卫思韩、G.B索札及文德泉、潘日明等均有较重要的着作论及,但多偏重域外资料的公布,其中,街思韩教授在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贡献最多。     

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由于严重被盗而导致墓主身份不明通过与曹魏时期其他高等级墓葬的比较,结合墓主使用七钿蔽髻、赤色绶带、九旒旌旗的现象,推测西朱村M1为王侯级别墓葬;墓葬内出土有"银鸠车一"的刻铭石牌,证明墓主人应为儿童;M1墓道填土未经过二次开挖,可以确定墓主是同时入葬.综合以上证据,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西朱村M1为...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