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

六品佛楼是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对修密者不同的修行程度和内容,分别供奉相应佛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也是乾隆时期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极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宝库。对于其建筑沿革、内部陈设及佛教象征意义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58—1783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了8座六品佛楼,而今其中多数已经面目全非。本文依据《活计档》、《奏销档》、《陈设档》等文献资料,梳理出六品佛楼模式形成的过程以及六品佛楼内部陈列的形式。     

故宫《倦勤斋陈设档》之一

倦勤斋保护修复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文物保护项目。本刊上期发表《倦勤斋保护工作阶段报告——通景画部分》,披露了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而《陈设档》对了解其内部陈设并恢复原状陈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发表故宫图书馆所藏四册《倦勤斋陈设档》之一,此档反映了清乾嘉时期倦勤斋陈设的基本情况,研究者藉此可以对倦勤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此类档案史料本刊将陆续予以发表。     

《满文老档》汉译本比较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三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

《满文老档》是清初珍贵的满文档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先后出现三版《满文老档》的汉语译本。本文比较这三个汉译本的主要区别,即对"原档残缺"部分的处理、对乾隆年间签注的处理、翻译的文风及语词,试证明三个汉译本不同部分的利用价值各不相同,需要相互参考使用才能避免对史实的遗漏和误解。     

乾隆时期宫廷琴事考

乾隆帝本人及乾隆时期宫廷与古琴之关系,是清代宫廷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本文自现存乾隆朝宫廷藏琴实物入手,以《活计档》、《奏销档》、《陈设档》等清宫档案及《清高宗御制诗》等文献为凭,还原了乾隆皇帝对宫廷藏琴的整理、鉴赏、评级、著录过程,以及宫廷古琴陈设、制作与使用情况。此外,作者考订了《乾隆御题琴谱册》实为乾隆朝宫廷藏琴著录;论证了宫廷琴人唐侃与斫琴家唐凯实为一人。期使学界对这些文物、人物有更为丰富、深入的理解,为乾隆帝与古琴、礼乐制度关系的深入研究打下史料基础。     

“八旗值月档”与清初《实录》的关系

本稿着力探讨了清初起居注官设立以前形成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二旗按月轮番记录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被延续下来。值月档记载内容,从天聪五年档来看,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这些日录作为档案由书房(文馆)保管,以此为基础由巴克什编辑成专题档册;并和对外文书一起,作为《实录》等史书编纂时的基础资料来使用。值月档久已不存,但崇德元年的《太祖太后实录》,还有顺治年间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满文老档》所见满族早期祭天礼俗考

满族祭天之礼由来已久,但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前后的祭祀却有极大区别:前期祭天保留较多传统特色,尤其受萨满教影响颇深;后期祭天逐渐向中原汉文化靠拢,逐渐制度化、程序化、繁缛化.《满文老档》翔实而可靠地记载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登基时期多次祭天活动,以《满文老档》中的记录为主要佐证,对满人早期祭天的原因、仪式、过程、所用物品等予以考证,可以对满人早期祭祀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大玩儿家

很早以前,艺术品收藏就成了封建皇室、贵族的专享。从清宫《造办处陈设档》、《石渠宝笈》中数不尽数的奇珍异宝,上溯到宋《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从唐太宗穷敛天下王羲之真迹上溯到秦始皇终于追寻到价值连城的随侯珠、和氏璧。     

《满文原档》语言文字价值研究

《满文原档》是清入关前后以满文书写纪录的政务簿册，除了老满文、过渡时期满文及新满文以外，《满文原档》部分档簿以蒙古文或满汉合璧形式书写，这不仅为新老满文的字母符号与书写规则，以及满文发展完善历程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而且为清早期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满文原档》之满语以口语形式为主，并未经过文人修改，在语音、形态、词汇等方面与清中后期满语相差较大，可真实反映满族入关前后的早期满语状况。     

《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新探——基于《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的研究

《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签讹档册，是复校官核查分校官签改书籍及誊录官誊抄讹错的记录，呈现了《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相关史事，揭示出四库馆纂办书籍的细节过程：先由分校官于底本上校改粘签，然后将这些签条移录至校档，同时也有大量校签在改后被直接省去。随后复校官稽查校签内容和缮本抄写情况，如有讹错就直接于校档中增补、删改。馆臣摭取四库底本和校档中的校改记录，汇编成《四库全书考证》和缮录为《四库全书荟要》的按语。《校档》中有两份《新唐书》的校改记录，应分别属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可以明晰荟要处与全书处既密切相关又彼此疏离的复杂关系。     

e游小镇 搭上5G的时代快车

2021年这一个“史上最强春节档”,最终以超过77亿的票房落下帷幕。《唐人街探案3》一路狂收票房,《你好,李焕英》凭借“岁月静好”成功逆袭,《刺杀小说家》以强大的视效刷新观众的想象……7部影片,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纷繁。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的笼單下,在上座率限制、原地过年给市场和大盘带来的不确定性中,这场春节档的大爆发,突破了很多业内人士与普通观众的预期。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官窑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发掘的局限性,致使在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何为北宋官窑,北宋朝廷是否在都城汴京设置过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是否是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称谓是否准确,南宋官窑是否只有郊坛下官窑一处,何为文献上所说的内窑,老虎洞窑是修内司官窑还是文献上所说的续窑,等等。本文在对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指出对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离不开传世宋代官窑瓷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考古发掘资料,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开展综合研究,才能最终解决上述问题。     

葡人私据浙东沿海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实

本是对16世纪葡萄牙人私据的Liampo和中国献称为“贼巢”的双屿港的新考证。中对19世纪初以来中外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遗留问题,以及当前学研究的误解做了评述订正,认为双屿港埠当在今六横岛涨起港。     

黑水城元代汉文法律文书校勘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元代法律文书,因其具有真实性、通俗性、丰富性等特点,故是研究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的宝贵资料。又因为此批文书存在内容残缺不全、字迹漫漶不清、文字讹脱衍倒、字形草俗并呈及词语疑难不解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整理本在释录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从中选取十八则释录可商的例子,通过复核图版,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它们进行仔细辨正,以期还原此批文书的真实面貌,促进学界对此批文书的深入研究。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

王锳光生《〈汉语大词典〉商补》分六个部分对《汉语大词典》进行补正,考证深入细致,结论精审可信;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源流、出处和优劣;参证文献比较广泛,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方面的文献典籍,运用得得心应手。不过,"提前书证"中的部分词条最早用例尚可进一步上溯。     

"吧国公堂"档案之《公案簿》述略

<公案簿>是现存吧国公堂(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档案中的核心部分,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大约为150年(1787-1940年)左右.<公案簿>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吧国公堂有关华人的各类案件的会审记录;二是对有关吧城华人社区重要事件和重大决议的记录.对涵盖这一时期最为原始的记事录的内容及案例加以考察和分析,一方面可以洞察一个处在多种变革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的社会生活及其行政管理的内幕,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了解各个历史阶段荷印殖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