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墨学

梁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其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下启胡适,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论护国运动中梁启超与陆荣廷的互动

以反袁（世凯）、反帝制复辟为目标的护国运动,广西独立是继云、贵起义后关键的一步。广西独立是梁启超与陆荣廷互动的结果,但两人打算既一致又不完全一致,于是在对待广东龙济光势力问题上产生分歧,梁为顾全大局不得不转向陆的立场。待护国运动结束,梁遵守诺言,为陆据有两广作了工作。这一段历史,反映了旧中国文人（如梁）与武力集团（如陆）合谋一事时,文人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的现实。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社会背景迥异,但历史的机缘使他们相遇;梁比胡年长一辈,但岁月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两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辅相成。本文拟从两人各自的生命历程中截取其相重合的一段,做一点称之为“比较”的研究,以揭示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人的分歧与交会。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