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家是延安

你若问我还想不想延安、想不想回延安,我的回答是：我时时刻刻想延安,时时刻刻想回延安。延安是我儿时的家,延安是我心中的精神圣地。     

路遥墓地祭路遥

2012年的端午节,我利用假期,去了一趟延安. 延安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去处太多了,好在大多数地方旅行社的日程里已有安排.但有两个地方我决计要独自去拜谒:一个是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个是延安大学路遥墓地. 旅行社通知早上6点半集合,而我要走完这两个地方,在6点半前赶回来,最迟也要凌晨4点出发.于是,我夜里3点半起床,4点钟便出了门. 原以为陕北的天亮得比兰州早,谁知道延安凌晨4点时天还没有亮.不要说出租车了,街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郭化若将军,是我的老上司。他可以说是八路军、解放军中第一位孙子兵法专家。还在延安时代,有一次郭化若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遇上从重庆回延安的周恩来,周对郭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     

且行且吟

<正>当秋意渐浓秋果飘香,金黄的十月,在久违的梦里踩着白云迎面而来……菊花黄了,枫叶红了,耀眼的颜色勾勒出望不尽的斑斓画卷。"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路高歌,登高远眺,层林尽染,怎能错过,即使是为了一片落叶,我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四年前(1998年7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     

欢乐与清贫——我的延安生活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度过的。所以,我一直把抗大生活看成延安生活的缩影,谈延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主要拿抗大作依据的。整风抢救运动前的延安,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一方面是紧张热烈的学习,一方面是欢乐而又清贫的生活。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大学员的津贴,是一个月一块钱。在陕甘宁边区,主要流通“边币”,但也还     

抗战胜利——中共中央拟由延安迁往淮阴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生前在回忆1946年国共谈判时曾提到过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这里,我特别提起这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了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的鼓掌欢笑。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难忘冼星海老师的教导

我是菲律宾华侨,1939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到延安不久,便报考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鲁艺学习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冼星海老师的教导。远在抗战前,我组织过一个救亡歌咏会,就学过星海同志许多歌曲,对他有深刻印象。入鲁艺后听说他担任音乐系主任,想见他一面却未见到。有一天我参加课余合唱团时,看到一个较瘦的青年站在我们面前指挥唱歌,我问同学:“这是谁?”同学说是冼星海。我一听,几乎喘不上气来,两眼直盯着他。直到身边一位同学用手撞了我一下,“唱呀!”我才清醒过来。从此以后,我们课余合唱团练唱时,大部分时间是他亲自指挥。当时在延安流行…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5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周恩来被骗吃狗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开启重庆谈判。在此后的43天里,有大小10多场宴会。周恩来每次都是紧贴毛泽东而坐,形影不离地陪着毛泽东,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一旦有人向毛泽东敬酒,便抢进半个身子挡在先前：“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甚至还常常代毛泽东敬酒。我方工作人员曾问周恩来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周恩来诜“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     

萧军与王实味“交往”始末

正萧军和王实味都是延安时期著名的文化人,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驻会作家,创作之余还兼任"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和《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多项职务;一个供职于延安中央研究院,不到4年便有近200万字的译作面世,包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及20卷本《列宁选集》     

我与江青

一关于我和江青，社会上早就有一种传说，似乎我和江青曾在上海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又一同叛变，出狱之后又一同去延安，进延安前两人互相包庇，订立攻守同盟，隐瞒叛变的历史，从而混进革命的大本营继续干坏事……这些传闻以后又变为审查我的不实证词，甚至还写进有关文件里，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指引下，通过反复查证，以上传闻终于得以澄清，有关于我的不实证词也都予以推翻，历史最终还给了我一个清白。那么我与江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多年来人们会产生那么大的误会…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     

讀者·作者·編者

你刊1958年第1期所载"永嘉發现元代蒙文印考释"一文中最后指出:"从五品以下的印都是銅質,只有诸王的印才是金的。原报告所說‘黄金印,成色頗纯’很有问题。因为还沒有见到原物,不敢馬上武断。但人們对古印未加审辨,夸大其事,也是很可能的。"我認为完全正确。在1944年我在"永嘉中学"(现在改为温州市二中)教书,当时学校在离發現"黄金印"的地方約二里的"岩头"。校中有一厨工因小孩受惊生病借来这顆金印煎汤飲服(当时当地很流行这种做法),我發觉这印的比重与黄金的比重相差很远,便应用阿基米德定律来测定它的比重,实驗結果它的比重大約与黄銅的比重相合(黄铜的比重是每立方厘米     

摄影大师吴印咸在延安

摄影大师吴印咸在延安吴恒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九月七日,是我父亲吴印咸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应是九十五周岁了。他老人家与抗日战争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联系。他说：“１９３８年我到延安去了,原因是咱们党想拍电影。由袁牧...     

为真理献身的哲学家——李达

解放前夕,毛泽东致函李达: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1939年初,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在重庆为冯将军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托李达的学生吕振羽看望并征求李达的意见,是否愿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后来由于周恩来出国治病,吕振羽便将李达的话告诉了南方局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     

欢乐与清贫——我的延安生活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度过的。所以,我一直把抗大生活看成延安生活的缩影,谈延安生活的方声面面,也是主要拿抗大作依据的。     

陈天华《国民必读》所提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论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载李松年《陈天华的〈国民必读〉》读后

一、李文引《民报》第二期《陈烈士天华小传》说:“烈士所著书,其已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曾风行一时;遗稿有《狮子吼》一种,其散见于他书,尚俟厘订。”其中,我多没见过和读过。 陈天华在革命同盟会中,在孙中山与黄克强之间是比较接近黄的;但他与黄不同,思想和主张都是较急进的。忆早年闻乡前辈与陈天华亦较接近的同盟会人物冷公剑曾说:“陈天     

梦里延安几多回

一、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们最向往的地方,是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延安地处陕、甘、宁边区,离一般城市都很远,要想去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行程远,沿途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每条通往延安的要道上,都布置了层层关卡,特务可以随便盘查逮捕,甚至暗杀。从西安再往后方去,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