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持续西向流动进入新疆的态势,籍隶陕甘的回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后新疆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面貌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不少相关研究中,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作者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得到大量有关实例,以此为基础具体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尽可能鲜活地展现了这个内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样貌和特点。     

清末新疆回族的人口分布与地域经济差异——以新疆各地的乡土志为中心

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分布上呈现明显的特征:从地理分布来看,其分布极不均匀,以伊塔道所属的各厅、县居多,喀什噶尔道的回族最少;从性别比例来看,以男性回族人口为主;从回族迁徙地域来看,以关内回族移民为主;从移民特征来看,以政府主导性的回族垦荒移民为主。清末新疆各区域的回族在其经济特征上呈现明显差异:镇迪道、伊塔道的回族以耕种为主,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的回族以经商为主。与陕、甘等地的回族相比,清末新疆的回族人口在空间分布及经济特征上明显不同。     

中世纪西欧庄园人口变动与商业复兴基础的形成

中世纪西欧商业复兴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于庄园的内部发展和变动。庄园缓慢的进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的压力造成了庄园内部的变动。开拓荒地和新庄园的建立,增加了西欧的产品数量,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的流动,使得原来封闭的庄园出现了松动,为商业复兴提供了物质和人力基础;商人阶层的出现并不是突兀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作为庄园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继承了早期商业交往的形式,商品交往仍然以补充庄园之不足为目的,而且他们在社会中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并成为职业性商人,为成熟的城市商人的出现蓄积了基础。     

近现代新疆回族的来源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新疆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同全国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迁居新疆的回民大多聚居在清政府兴办屯垦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成为新疆农业生产的一支主力军.他们在新疆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近现代新疆社会的发展、政权的更迭产生了重要影响.     

雍正欠铜案与苏州的洋铜商人

有清一代曾长期从日本长崎进口铜材(洋铜)以保证国内铸币所需。康熙后期到乾隆初年实行"发帑办铜",由官员携帑至江浙招募商人承办,苏州作为办铜的中心之地,吸引了大批以泛海为生的商人和船工聚集于此。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一直很难具体窥见他们的经商和生活状态。本文利用搜集到的户科题本并结合日方记载,以雍正初年苏州的两起欠铜案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卷入案中的众多商人事例,揭示了当时活跃于苏州乃至东南沿海的洋铜商人——这个对日贸易群体的"素颜"。     

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商业拓展——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商人个案研究

论文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考察了马来西亚中国回族移民的概况,以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从事纺织品业、旅游业和教育中介业的商人及企业为个案,考察中国回族商人如何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及政治经济环境中协商、重构并利用其"中国人"与"穆斯林"的身份,积极建立并维护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并积累社会资本。研究显示,马来西亚的社会背景因素,连同中国回族移民基于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而建立的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以及与中国的跨国网络,从中获得商业合伙人的信任、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资源,成为了促进中国回族移民在马来西亚商业发展的社会资本。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三）

第二章卓越商才在善于经商的世界各民族中,无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还是犹太商人,都以其独特的经商术著称于世,而同时他们又有许多相互融会贯通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晋商是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与享有“世界商人”美誉的犹太商人在经商智慧和致富     

近代玉林之外广西其他地区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三

近代玉林籍商人在广西各地一共建立了6座商业会馆,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最多的一个,这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玉林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包括杂货业、经纪业、鱼盐业、蓝靛业等传统产业,同时还经营矿业、汽车运输业、化工业等新兴产业,其中从事餐饮、鱼盐及交通运输业的商人与玉林当地的产业联系十分密切,而从事矿业等新兴产业的商人则多与政治联系紧密,他们经营的产业类型日益多样,甚至开创了广西部分产业的先河。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经商所在地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

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天山南北后,为填补新疆战后出现的人口空缺,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对迁居的内地移民,包括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制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迁徙新疆的不同移民群体陆续转换了移民身份,顺利落籍新疆。这些应时应势落籍新疆的移民不仅充实了新疆户籍人口,而且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疆回族教育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

一、新疆回族概况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一个民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市(县)都有回族,主要同汉族和其他各民族杂居在一起。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基本上都自成街道、自成村落,形成了大分散和小聚居的分布格局。2005年,新疆有回族人口89.35万,占全疆人口总数的4.44%,仅次于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在新疆各民族人口中占第四位。主要分布在北疆,为79.17万人,占全疆回族人口的88.61%,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4.87万人,占全疆回族人口的39.03%;昌吉回族自治州18.49万人,占全疆回族人口的20.69%;乌鲁木…     

回族 洁净之白的守护者

就人口而言。回族是中国第三大少数民族。追溯回族的历史,便可深切体会到丝绸之路与蒙元帝国对于文明传播与交融的影响之巨：盛唐格局,交通大开,伊斯兰文明沿丝绸之路东行,来华的穆斯林商人、贡使、学者等遍布当时中原和沿海的主要城市。回族文化开始孕育;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跟随蒙古军队东来的数十万中亚、西亚穆斯林大部分落居中国,分散于各地。或为官,或经商。或驻屯．     

论明清小说中的儒商形象

广义地说,儒商指商人群体中自觉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指导商业经营实践,不断以儒家思想文化充实自己,具有鲜明儒家君子人格和儒学气质的商人;狭义地讲,儒商指商人群体中早年投身儒业,后来以经商为职业和谋生手段,在经营活动中坚守儒家价值观的商人。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使明清社会呈现士商合流的趋势,涌现了大批儒商。儒商形象也开始不断进入文学殿堂,他们具有以义取利,诚信不欺;刻苦执着,勤俭精明;重情仗义,乐善好施;尚文业儒,神韵潇洒等特质。探讨中国古代儒商的精神风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明代商人的构成

明代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经商意识空前活跃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 ,商人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明代的商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分属于不同的等级 ,这样就使明代商人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下面就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作一略述。明代商人的构成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皇族商人。皇族商人是指皇帝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经营商业的。皇帝经商是通过开设皇店进行的 ,皇店由皇帝亲自经营或者由皇帝派专人进行管理经营。当然 ,由于操控国事 ,能够亲自经营皇店的皇帝并不是太多 ,但明武宗朱厚照却不时地亲自参加皇店的经营…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

正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不难发现其中为数众多的著名商董在经商致富的同时,均曾积极从事各类慈善活动。而揆诸浩瀚纷繁的慈善文献史料,也会屡屡看到记载商人们的活跃身影。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也都是商人。毫无疑问,商人与慈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商人之所以热衷于从事慈善活动,虽主要取决于商人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与中国"重本抑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气不无关联。20多年前笔者在评介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试论唐代的蕃客及蕃坊的建立

唐朝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来华经商,这些人被称作"蕃客",他们大多聚居于长安、广州、扬州各口岸.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日益增加,便有了"蕃坊",唐朝政府也在蕃坊中设立了管理机构来解决蕃坊中一系列的问题.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高度评价商人的正当经营和经商致富行为;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伦理与商业思想。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被官方采行,但《货殖列传》中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

身分尴尬的流亡者 同是生活在泰国的中国移民,可他们不像近百年来从福建、潮州、客家及海南等地由海路到泰国的华人和其后代那样,生活在曼谷等城市,跻身于商业、财经、工业等领域,与泰人一样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在潮客系华人眼中,他们是北部山区土气的乡下人;在泰人眼中,他们是北部山区的山地民族.他们被称为"钦贺",意思是从陆路来到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但他们又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钦贺"-那些清末以来经商跑马帮来到泰国北部的云南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