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石硕在《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嘉绒是分布于川西北地区一个独具特点的藏族人群支系,其文化习俗中积淀和保留诸多象雄文化痕迹,并普遍存在土司祖先来自西藏"琼部"的历史记忆。但因藏文文献记载的匮乏和模糊,嘉绒与象雄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文章通过对汉文史籍     

民和冶土司与冶娃回族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中央政府册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充当地方政权机构长官.所以,确切地说,土司一词,系指制度名称,并非官职. 青海地区的土司,部分始于元代,正式受封于明代,多为明代西宁卫所的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到了清初又归附了清朝.清朝政府仍然就其原职授为土司.据有关史料记载,青海地区共有土司19家,其中回族土司只有一家,即民和冶土司.本文就有关民和冶土司的由来以及冶土司与青海(中国)冶姓回族的族源关系作一探讨.     

浅析明代秀山杨氏土司军事活动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用来解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土司制度是封建国家地方政权的特殊表现,即代表了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又代表了中央王朝利益,即"是封建统治者在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对西南民族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方式。从形式上看,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阶级实质上看,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1]。这一制度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是对唐宋时期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秀山杨氏土司的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探讨,有利于加深对土司军事活动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余庆毛氏清朝科举人物考

余庆毛氏入黔已有千年,有科举功名人物记载自清始,据各文献统计,有清一朝,有功名者达百余人,达到余庆县科举人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为官者造福一方,居乡者为地方乡贤.本文对清朝毛氏取得科举功名人物的考察,至少说明余庆取得功名的毛氏有相当部分是土司后裔,余庆毛氏大批科举人物的出现,表明余庆土司对科举这种国家制度的充分认同.作为地方表率,这一群体维护了地方稳定,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嘉绒藏区推行的土司制度不但有效治理了藏区,而且也促使藏区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本文以嘉绒藏区为中心,从藏区的政治形态、原始社会生产模式、传统文化等方面剖析了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脉络,探求了该变迁的规律和特征,认为嘉绒地区的民族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始社会生产模式解体,传统文化走向多元性而且在和周边文化交融之时,嘉绒藏族文化也流传至内地。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

本文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角,分析提炼土司系列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并讨论构成系列遗产的各土司遗产个体间的"组合原理",陈述其对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特征作出的贡献。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20-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忻城召开。一、有关土司问题的理论探讨。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入,离不开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关于对土司制度历史地位的评价,李世愉《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指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视野,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去挖掘这一课题的价值",并从土司制度提供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制度的推行是文化包容和管控的新实践、     

雍正在御批中教导官员做人做事

正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力,称为题奏权。古代没有发达的通信工具,大臣送呈的奏折与皇帝的朱批谕旨是维系君臣之间关系和联络的重要纽带。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从皇帝亲自审阅到"照批"清朝初期,每一份奏折都由皇帝亲自审批,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也不肯     

清前期陕甘边地“招番中马”制度与茶马司的兴废

清朝前期在陕甘边地继续维持着茶马司的建置并实行"招番中马"制度,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该制度此时已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中马"基本成为当时番汉互动、朝廷维持对"西番"统治的最主要途径,清朝也据此重构了该地以土司为中心的治理制度。另外,清朝试图将"西番"马匹置于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再加上官军、商民出于贩卖、采买的目的不断向"番族"购买马匹,客观上都将"番马"、茶叶推向了一个较为自由的交易市场,最终导致茶马司失去了其该有的垄断地位。     

《清朝典制》评介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著《清朝典制》一书,最近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清史研究中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该书共分七章。依次阐述了皇帝制度,礼仪制度,国家机关制度,职官管理制度,学校与科举制度,财政、监察和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此外,在前言中,论述了清代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四个阶段,以及有清一代典制的特点;在附录中、详述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后妃和子女情况。应当说,这些基本上反映了清朝典制的全貌。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反映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典…     

卷首语

正中国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九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本期特别推出"土司遗址申遗专辑",全方位解读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为什么是它们能成为中国遗留的众多土司遗址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而普遍价值有明确的规定。《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     

广西土兵演进史研究

广西土兵起源于南朝"蛮军",发展于宋朝峒丁,明朝时获得盛极一时的繁荣,至清朝而渐化为民。它的存在时间历千年之久,且其存与废与壮族土司制度的兴衰相始终。本文梳理土兵的演进历史,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土兵之功与过,全面阐释土官、土兵的历史概念的同时,为客观评价土兵提供佐证,对从军事角度研究广西土司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明清时期黔西南的“土流并治”与赋役征收

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博弈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户而言,"土流并治"的内涵更多的是双重负担的并存。     

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满蒙文档案文献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考察包括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和蒙、藏以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等"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于新生的清朝政权的认识,进而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本文的"非汉"文献的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献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     

第六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0月22—23日,由湖南省文物局、吉首大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永顺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永顺县召开。一、土司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学术史研究。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马大正《深化土司制度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指出土司制度研究和土司学构     

传承与创新:王阳明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研究——以水西、思田、永顺诸土司为中心

明代贵州水西、广西思田、湖南永顺诸土司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朝廷经营得当与否,关涉西南稳定.明初对其推行了"轻言改流"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经营方略,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促进了明朝边防建设.明英宗后,朝政变乱,经营不善,土司与明廷冲突时有发生,如何治理成了明朝之急务.对此,大儒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任职期间,创新使用前朝教化土司诸策,成功化解了水西、思田之叛,其经验教训值得学界关注.重温王阳明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这段历史,对深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以及王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