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庵文集》版本源流考

本文从目录版本学入手,对明代杨慎《升庵文集》的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证.通过对历来公私目录著录及现存文献综合判定,最早刊刻《升庵文集》应为嘉靖三十五年泸州宋少宇刻本,最晚为光绪八年新都王鸿文刻《总纂升庵合集》.文章梳理了明清以来刊刻《升庵文集》的版本演变,考订各本的承传源流,分析异同,可资参考.     

马文升墓志考

马文升墓志考谭淑琴马文升墓志,出土于禹州市城北马坟,现存禹州市文物保管所。志文首行题为《明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溢端肃马公墓志铭》。字迹清晰,保存完整,并附有墓志盖一方,志盖篆书内容与志文首题相同。墓志石长９６．４...     

郭象升及其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解放前的山西教育界名流时,少不了要提及郭象升的名字。已故史学家、原山西大学历史系郝树侯教授,以他的亲身经历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概况》一文中写道:“抗战前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从开办到结束(1925—1937),前后共12年……赵丕廉和郭象升(赵早年参加同盟会,和郭象升是山西大学堂中斋同学,宣统已酉科拔贡同年)是最有关系的主持者”,“赵、郭办这个学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对社会有所贡献,至少是家境贫寒有志向学的青年们一个向往的目标”。12年是郭象升在一个单位连续服务最长的一段历程。从起初的国民师范高师部,到后来…     

新都升庵桂湖古城墙沿革考略

新都县升庵桂湖为明代状元、著名学者、文学家杨升庵(1488-1559)的故居，其南面和西南面有高大雄伟、蜿蜒曲折的古城墙护卫，这段古城墙历经沦桑风雨保存至今，为桂湖重要组成部分和成都平原名胜古迹(图一)。1996年，国务院公布杨升庵祠及桂湖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周楚式束腰平底升鼎试析

本文通过对东周楚地特有的铜、陶束腰平底升鼎进行类型学分析,明确铜升鼎应源于春秋早期曾式升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的扩张遍布楚地;陶升鼎仿铜升鼎,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初,器形随时代发展渐趋简化。在此基础上对其使用等级与人群进行考察,发现楚墓中使用升鼎的上层贵族内部在鼎的数量、材质上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其使用规律和组合搭配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楚国社会等级结构变动与礼制变革。此外,曾、许、蔡等附庸国国君墓仅见使用铜升鼎,且在使用升鼎数量及其墓葬规格上各有不同,其原因与当时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郭象升与山西方志图编绘的近代转型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方志编撰也开始近代转型。“志图”是方志一项重要内容,因地理学在古代中国的滞后,一直缺乏科学性,不仅地图要素有历史化特征,绘制方法上则着意突出礼制布局、景观意境等,在具体方位、比例上只是大概,而非写实。1917年山西省公署颁布郭象升《山西各县志书凡例》,在吸纳章学诚、徐继畲等方志思想基础上,接受近代地理学成果,提出“志图”要用“新测绘法,务须精审”;同时,因山西省城镇发展落后,城镇图志编绘理论又存在明显不足。毋庸置疑,郭氏理论在山西地方志近代转型中具有开山意义。     

清奉先殿后殿祭祀布局考

内内容容提提要要奉先殿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家庙,为配合相关展览,20世纪50-60年代奉先殿后殿内的陈设器物及暖阁神龛等被先后撤除。对奉先殿后殿祭祀布局的研究是复原其原状工作的首要内容。作者以《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等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清朝历代帝、后升祔奉先殿的次序及后殿供奉位次,推断出后殿暖阁内十一座祭祀神龛的添建时间,梳理历次奉先殿后殿格局改造的过程和工程项目,逐一考证了奉先殿后殿在清朝历代的历史布局。并指出,自清顺治十四年十月奉先殿建成以来,奉先殿后殿的祭祀布局是经过历朝的改造和添建逐步形成的。     

越州升府用“兴元故事”考辨

绍兴元年,宋高宗在准备离开越州前往临安府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嘉泰《会稽志》所载越州升府之事是宋高宗效唐德宗"兴元故事",今人研究也认为如此。其实,通过重新检讨不同史料、考察宋廷对唐德宗及"兴元故事"的态度以及追索所谓的用"兴元故事"的史源,便可知越州升府并非用"兴元故事"。     

论青藏高原隆升对区域生态环境及其开发的影响

文章认为,青藏高原在形成过程中存在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根据此三点将高原形成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奏时期、缓慢隆升及夷平时期、强烈隆升时期,并从两方面分析了高原隆升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高原隆升对区域开发的影响。     

广州宋代修城铭文砖数种考

宋代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时期,拓展城池,修筑墙垣,其次数之多与规模之大,均远超前代,奠定了后世广州城的基本格局。广州是南方重镇,负山带海,人口众多,商贸发达,向为国家财赋所倚重者,故于其城坊经营建设颇为重视。关于宋代广州城建之文献资料相对较多,考古发掘成果亦复不少,广州博物馆藏有考古所得广州修城铭文砖数种,是研究宋代广州城建之珍贵实物,兹试考略,以资参鉴。     

独松关建造年代略考

独松关在今浙江省安吉县境内,南与杭州市余杭区境交界,北距城关递铺镇8公里。历史上,独松关与位于余杭境内的幽岭关、百丈关合称“独松三关”,是南宋京城临安北侧的主要屏障。关于此关的建造年代,当地有关部门一直定位为“宋代”,但由于除此之外浙江省内目前并无明代以前的关隘遗存,即使是全国范围看也所存不多。因此,有关现存独松关的建造年代便有些疑问。本试图搜集有关资料,对之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徽派版画中的名作《古歙山川图》作者考

本文对徽派版画中的《古歙山川图》的作者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证。     

古诗、乐府考辨

诗、乐同源,合而不同;诗与乐府,并存不悖。汉乐府曲辞分为二途,一者采诗被乐,率多闾巷风谣;一者文人之辞,其中郊庙之辞,大半《诗》颂四言,故称诗而已矣。而文人五言虽杂乐府之中,然与民谣殊类,又异郊庙之辞,后世遂称古诗,姑且以为分别;魏晋以下文士所拟,大率其辞之流,于是概称古诗,且与乐府对举,以专后者之名,竟以汉世为宗。究之古诗、乐府,初则其义相即,并无截然分界,唯以后人所见,方有判然之别,而其对举互异,要归民间采诗与文人所作,二者分途,卒成两体。     

《孤树裒谈》小考

《孤树裒谈》在浩瀚的史籍中名不见经传。是十六世纪一位抑郁不得志的儒生官员随笔之作。 本文对该书的作者、版本、材料来源、内容做一个初步的考证工作,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古代天学机构沿革考略

中国古代国家官僚机构都设有专司天学的官署,并置有天文、历法、漏刻等分职机构,主要负责观象、制历、报时等方面的事务。几千年来,虽然天学机构①的名称、部门的设置、职官的品秩、职掌的范围,历代都有过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基本职能未曾有过实质性变化。     

巴蜀戎事考

巴与蜀都是尚武的民族,其戎事载于史乘者,不绝如缕。巴在历史上曾与商、楚、蜀、秦发生过战争。蜀在历史上与商、周、秦、楚、巴及青衣羌等西南少数民族发生过战争。巴蜀军队的主要兵种是善于近战的步兵,而皆无车兵与骑兵。巴蜀皆有水师。步兵或水军都是以五人为基本战斗单位。巴、蜀均有其根据军事态势而设立的军事据点,巴的军事据点分为东西两线,蜀的军事据点分为南北两线。     

靖远黄河古渡口考证

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打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有南线和北线,北线过黄河的渡口就在靖远境内。由于走的路线不固定,因而在靖远境内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渡口,它们是鹃阴古渡、虎豹口渡口、索桥古渡、乌兰津与白卜渡。本文对这些古渡口的具体位置以及丝绸之路的具体过河路线进行了考证,以期揭开历史的迷雾。     

"奚仲作车"考论

“奚仲作车”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富命义的一个课题,但由于直接史料甚少,迄今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其实若从解析“奚仲作车”入手,可以解决先秦文化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圣人”创物利民的社会文化属性;车除作为交通工具之外,在先秦礼制中还具有哪些社会文化功能;文献记载中“乘龙”与骑马及作车之间有何隐喻性关联;车在中国古代的独立起源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渊源于英雄时代的奚仲家族,如何积蓄起在贵族时代薛国发展所需要的历史创造潜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奚仲作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丰富的尚未被人充分理解的意义。     

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时期。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译经中心大都位于交通要道或都城附近。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