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沙市人民抗洪略记

我在水利部门工作三十多年,近十多年我又一直主持《沙市市水利志》的征编工作,对1954年沙市人民战胜特大洪水的过程了解颇多,现编撰成文,以飨读者。1954年气候十分异常,汛期降雨频繁,历时长、强度大、范围广,致使荆江上游洪峰形成早、来势猛、水位高,下游项托、渲泄不畅、持续时间长,为百年所罕见。针对上述气候异常的情况,6月14日,沙市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拉开了1954年防汛抗洪斗争的序幕。会议传达省防汛会议精神,部署沙市防汛任务,宣布成立市防汛指挥部。市长王锦川任指挥长,市公安局局长张词华、市人民法院…     

徐国瑞与荆江大堤的溃决

民国24年（1935年）,荆江大堤溃决,酿成这次灾祸的原因,应当说大半归于人祸。我生长在沙市,1935年淹大水时,担任沙市小学校长,是沙市各机关团体所组成的救灾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参加了救灾的具体工作。特将亲见目睹摘要记出,以供了解大堤渍决前后一些事实的端末。荆江大堤是长江三峡以下最重要的一段堤防。1932年,徐国瑞担任了荆江堤工局长的职务（1937年改为江汉工程局第八工务段主任）,到荆江大堤溃决后继续连任直至1945年,几经政局变迁,徐氏均长居这个要职。徐国瑞是湖北应山人,北洋军问时期,曾做过湖北水警厅标“统,任堤工…     

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

1952年3月下旬,我从武昌到沙市后,即去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报到。总指挥长唐天际接见我,他与我过去虽然不认识,但经过一番谈话,知道我是二方面军贺龙同志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又是李先念同志的部下,对我非常客气和热情。并说：“你们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志是荆江分洪总指挥部的政委。”唐指挥长接着说：“荆江分洪工程分几大部分：第一,荆堤加固加高培厚,保证大堤在汛期到来时不溃决;第二,修建南岸分洪区围堤;第三,修建分洪闸、节制泄水闸等;第四,开挖和疏通分洪区内沟渠和修建其他涵闸等多处工程;第五,分洪区移民。以上工程除泄…     

一九三五年洪水围困荆州城纪实

１９３５年７月５日（夏历乙亥年六月初六）,长江荆江大堤万城堤段得胜台处溃口,致使江汉平原大地陆沉。荆州城遭洪水围困,沙市除荆江大堤边之中心街（即今中山路）未遭淹没外,凡土城内外之地形低凹处以及便河两岸,均水深数尺。 灾情发生后,沙市《荆报》曾编纂《荆州水灾写真》一书,记载其事,但由于当时荆沙地方政府和地方驻军要员之间意见不合,平时就常相互借故寻衅。灾情发生后,更是相互责难,恶毒攻讦,因此堤决之真相如何,责任究该谁负,当时很难弄清。荆沙驻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在水淹江汉平原时就公开出面为荆江大堤主管修…     

荆江分洪准备倒计时前后

1998年8月16日,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接到水情通报,今晚长江第6次洪峰到达沙市,沙市站水位将破45米。此时此刻,这个数字极其沉重地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45米,是中央确定的荆江分洪区运用的争取水位,一旦实施,就意味着位于分洪区的九百二十多平方公里将变成水乡泽国。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的稻田、果园和一百二十多家工业企业将被滔滔洪水吞没,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五十多万人将在孤岛般的安全区内很难地度日。尤其严重的是,滞留在分洪区内的少数群众的生命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16时10分,荆州市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发布《…     

’98监利抗洪纪实

20世纪末的1998年,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把百年不遇的大灾难和千载难逢的大机遇,同时推给多少年与之相依又与之抗争的江汉平原大县监利县。从6月17日至9月20日,监利汛期86天,历经8次特大洪峰。最高水位达38．对米,比1954年水位高出1．74米。抗洪投入1．6亿元,因机口行洪损失34亿元。16万军民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严防死守,取得了八战八捷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指挥篇监利防汛值班中心,位于监利4750公里的荆江大堤和96．45公里的长江大堤的交点。这个交点连结着水果湖（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牵动着中南海。国务院…     

荆江防洪对策三议

长江是一条雨洪性河流,洪水频繁,千百年来依靠堤防御水,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尤以荆江为甚,而荆江防洪长期面对的却是上游洪水来量大与堤防安全泄量小的矛盾。在今年7—8月主汛期,长江流域暴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荆江河段首当其冲,水位屡超历史记录。8月17日沙市水位达到45．22米,超过1954年8月7日水位44．67米约0．55米,出现有水文纪录以来的最高水位。“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特大洪水暴发后,荆江大堤及长江干堤大险不断,可谓惊心动魂。长江两岸人民经受了八次洪峰的严峻考验,数百万军民奋力抗洪,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     

共和国第一个“都江堰”工程的酝酿与决策

<正>世界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是共和国第一个伟大的"都江堰"工程。1954年的分洪实践证明,它不仅缓解了荆江两岸汛期严峻的防洪形势,而且保证了湖北、湖南两省广袤平原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束了荆江河段平均每三年溃口一次的历史。然而,建国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对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酝酿和决策过程却鲜为人知。为此,笔者专程赴湖北省有门关单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现将资料记载的党中央、国务院对荆江分洪工程的酝酿和决策过程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苏州“状元经理”陆润庠

<正>说起“状元经理”,人们便会想到主张实业救国并创办大生纱厂等实体企业的南通张謇,殊不知苏州也有一位“状元经理”陆润庠,他是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状元,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家乡苏州创办苏纶纱厂。陆润庠博学多才,精于医学、书法,是光绪、宣统两朝帝师,他创办的苏纶纱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担任汉江防汛指挥长

1954年荆江、汉水出现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由于上游的洪峰不断涌来,下游一时难以泻流出海,形成上压下托之势,滞缓在中游,致使两江水位猛涨,长江、汉水沿线堤防随时有溃决之灾,严重威胁武汉的安全。湖北省委为了战胜洪峰,经过挑选,决定派我到襄河（汉水）大堤防汛,担任指挥长。任务是以上自钟祥遥堤,下至天门、酒阳交界处为重点,尤其是上下罗汉寺的遥堤和酒阳的杜家台等处要确保堤防安然无恙。我临危受命,不敢丝毫延迟,星夜兼程赶到沙洋。脚跟未稳,即接到各处电话,不断地汇报堤防险情和水势猛涨之紧急情况。同时,室外大雨…     

陕洛剿匪亲历记

我是山西平顺县人,我们那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1947年8月陈（赓）谢（富治）大军渡过黄河挺进豫西时,我们太岳区抽调干部几千人,组成干部大队,随军渡河,开辟新区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序曲——回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6月20日,仅仅用了75天,新中国第一个治理长江的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宣告竣工。这个工程是在国家财力、物力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由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于1950年批准的,标志着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不是没有争议的,不少人心存疑虑,还有一些人明确反对。到1954年,面对20世纪长江最大的一场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泄洪,为保卫荆江大堤、保卫武汉市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以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也消除了争论。我当时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亲身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现将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情况作一回忆。     

荊江分洪總指揮部關於保護文物古蹟的指示

文物古蹟是我们祖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和血汗所筑成的成果,从文物古蹟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并从而认识我们祖国的伟大。因此凡是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全体民工,人民解放军,干部同志们,都应当从思想上认识文物古蹟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属     

取艺名“筱牡丹花”

从沙市载誉回汉,武汉的大水已经退了.当晚,我和母亲就急忙赶到新化凤家去.因为我们离汉去沙市时,刘师父身患疾病,只     

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在江陵附近作战的经过

江陵古称荆州,位于长江北岸,东南约十华里通沙市,由沙市过江通公安。江陵北扼襄（阳）、樊（城）要道（由江陵至襄阳有公路）,东通监利、沔阳,西达董市、宜昌,城垣高近三丈,城的外壕积水深丈余。草市在其东,太晖观在其西北,成为犄角之势,城北十华里的回龙桥,系丘陵地带。江陵四周地势平坦,湖沼沟渠纵横交错,东有月湖,西有当阳河从北面南折入沙市,     

工厂子弟

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厂里的人,厂里的人和街上的人不一样。我妈想让我上县城里最好的幼儿园,可人家要看户口。我妈说是东电厂的,刚刚还笑咪咪的老师马上头也不抬地说:"厂里的,不可以上我们的幼儿园。"     

湖北省抗御’98大洪纪略

1998年汛期，长江发生了195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水。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组织和动员数百万军民团结奋战，顽强拼搏，夺取了决战长江特大洪水的全面胜利。笔者为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省防指’勾工作人员，对上述情况很了解，现应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的要求，结合有关资料追忆如下。世纪洪水浊浪滔天1997年冬天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我们湖北省气候反常，出现冬暖春寒，仲春暴雪，内河春汛，春夏暴雨频繁，洪涝灾害接连不断的异常天气。1998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初，长江洪水形成。强降雨…     

毛主席与中南海文化学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不断提高全党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一直倡导的。为此,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在不同的时期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曾在中南海业余学校工作的经历。我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文化学校（也称中南海机关完全中学）工作20年,毛主席、党中央抓干部政治学习,尤其是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家机关事务工作——人民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周子健的回忆

一 1994年11月3日,我（时任国管局综合司司长）和刘广振副局长、张国威（国管局人事司干部）三人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老前辈周子健同志。我与周老结识于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那时周老任新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我在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周老在病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我具体负责《国管局大事记（1950—1995）》第一卷编写组的工作,探望之余,我们向周老征求对稿件的看法和意见。听说我们想谈稿件的事,被很多同志称为“中南海大总管”的周老马上取出稿件,和我们聊了起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日资纱厂与高阳织布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资纱厂正式开始在华投资设厂,这是日本纺织资本巨头为把已失去竞争力的10至20支粗纱转移到中国生产而实施的一项经营战略。但是,在粗纱供应过剩引发“1923年萧条”之后,上海的日资纱厂开始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40支左右细纱,并于1927年9月一举加快了这次生产调整的步伐。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生产改良土布而繁荣一时的高阳织布业所需的40支左右原料机纱,至此主要由上海日资纱厂供应,而此前一直垄断市场的日本进口机纱则受到了抑制。后来,不断追求更高附加价值的在华日资纱厂又把更多经营资源投向兼营织布部门,1930年前后,其产品也由粗布（sheeting）转向更高级的市布（shirting）。于是,曾是高阳织布业原料细纱供应伙伴的在华日资纱厂转化成了生产改良土布竞争商品的强有力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