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林彪、江青拔牙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我在“文革”中的坎坷人生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以中央名义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此导演正是在下我,那一年我刚满５０岁。话得从头说起。１９６５年７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多幕话剧《南海长城》搬上银幕,由于该剧进北京公演时江青陪同毛主席一起观看过,所以江青要求把此片列入“样板电影”规划,由我担任此片导演,她亲自出任艺术指导。我的灾难便由此而开始了。江青在确定我担任《…     

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举国欢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颠倒过来,澄清他们混淆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当庆祝粉碎“四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中直接向一位“大人物”发难的一次派性活动,同时又是诱发我后来告别派性、告别“文革”的事件之一。大约是在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在刊登陪同毛泽东接见活动的人物照片时,经常是左边为林彪,右边为周总理;在报道参加者的名单时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反而或排在后面或根本不让出名字。这种不符合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排列顺序,往往被“红卫兵”当做     

我的五七大学生活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主席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重访文化部“五七”干校记感

一别湖北咸宁向阳湖（古称云梦泽）近三十年了。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向阳湖是我梦京魂绕的地方。“文革”期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便分配到被钦定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原文化部。“文革”中期,文化部系统的六千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勤杂人员等被扫地出门,赶到了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每天从事体力难以胜任的惩罚性劳动,如围湖造田、开荒种植;今时今日则又提出要“退田还湖”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正确与荒谬,如同完头上的虱子—一明摆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一封信,提出党政干部要学工学农,便将干部集…     

朱德和他的一家在“文革”中

1967年,面对纷乱的局势,朱德陷入深深的困惑。亲人们被远隔于中南海的红墙外,随着“运动”的升级,亦遭受冲击。林彪的一号紧急命令,朱德与其他老帅成了“疏散人员”……《朱德和他的一家在“文革”中》讲述了发生在元帅家中的一段故事。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     

孙冶方: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文革中被关押7年之久,饱受迫害。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病重期间,他写下这样的遗言: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不错,在过去,我曾经挨过不公正的批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一切都要记在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账上。运动中一切个人恩怨应该统统忘掉,忘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过去被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必须重新颠倒过来。我是经济学家,你们不让我思考经济问题,我用什么抵御顽疾、消除病痛呢?我可以说是死而无恨了!这都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成就呀!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江腾蛟受审记

江腾蛟,身经百战,38岁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系当时最年轻的将军。然而在文革中,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的他,却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代号“歼七”。1980年12月江腾蛟受到法庭的审判,他承认了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为江青充当打手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家、参与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等罪行。《江腾蛟受审记》—文对此进行了披露。     

温玉成沉浮录

温玉成,人民共和国一位业已作古的著名战将。“文革”中,这位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的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被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军委办事组成员;稍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九大”时,温玉成更是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成为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他却莫名其妙地从北京消失了。以后,在经历了林彪“九·一三”,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后,温玉成并未像他的大多数战友一样,或东山再起…     

武汉“7·20”事件始末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已成为了历史。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地区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场事件,叫做“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反革命暴乱”,武汉地区的广大军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经历了悲和痛、血和泪的磨难。若写出一部《武汉地区“文革”十年史》,“七·二○事件”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页。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武汉广大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 １１年之久的…     

“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术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傅连璋之死

1951年抗美援朝时,林彪推说有病拒绝担任志愿军总司令赴朝参战。毛泽东对林彪十分器重和偏爱,不仅不批评他抗拒赴朝的行为,反而关心他,让傅连璋组织专家为他检查身体,真相大白,林彪是装病,而且有吸毒的恶习。傅虽是奉毛泽东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但却因此埋下祸根。1966年“文革”开始后,林彪便利用职权直接迫害傅连璋:殴打、游斗、抄家。在军委卫生部机关和宿舍大院内,揭露傅“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1966年8月29日,傅写信给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很快就作了“似应保护”的批示。但是林彪置若罔闻,1968年3月14日清晨,又将傅连璋和妻子陈真…     

三老四帅与二月抗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想搞乱军队。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同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9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而展开。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1965:罗瑞卿挨整内情

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在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深得毛泽东信任的罗瑞卿,缘何在“文革”风暴来临前夕,就遭到批判,林彪扮演了怎样不光彩的角色?请听本文作者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