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大忠之节

正寇准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同时的宰相毕士安说"寇准是正直、慷慨有大节的人","他做事情只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言一行都遵循道义,所以嫉恶如仇"(《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毕士安传》)。比寇准小一辈的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说他是天下人心中的"大忠之臣"(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范文正公集》卷五)。什么叫"大忠"?"大忠"就是对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的忠诚!与"大忠"相对的,是"小     

刚直的北宋名相寇准

右文政策下的赵宋王朝,曾经诞生了一大批贤能文士,这些人,有的身居政坛,保国安民;有的醉心文辞,开文坛一代风尚。北宋前期的名相寇准（961-1023年）适逢其会,他以文人起家,早年发迹,之后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寇准为官做事,一贯严正刚直,正是这种性格,一度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的仕途充满了波澜与坎坷。     

寇准：一代名臣的教训

正历史上,寇准是家喻户晓的北宋宰相,其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性格和做派,历来深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然而,这样一位震古烁今的一代名臣,顶天立地、犯颜敢谏的大清官,却有一个不足以人道的缺点:贪图享乐,奢侈无度。寇准出身世家,自幼聪敏好学,年方十九即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且仕途亨通,几度擢升。"十九中高第,弱冠司国章"。得益于明辨是非,处事干练,其颇受赏识。宋太宗曾感慨:"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寇准在濮阳

寇准,字平仲,宋华州下（今陕西渭南北）人。生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中进士时,年方十九。历官称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又直言敢谏,受到朝廷重视,不断得以升迁。宋太宗高兴地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魏征一样。”当他３２岁时,...     

真实寇准很文艺

小说、戏剧、评书等文学艺术中的北宋名相寇准,被人称为“寇老西儿”,操一口标准的老陈醋腔调,滑稽幽默、足智多谋。其实这只是寇准的民间艺术形象,历史上真正的寇准,不仅不幽默,反而很“骨感”。     

寇准题书日月联

寇准题书日月联史国强寇准,下邦（今陕西省渭南县）人,官居相位,是北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据史籍记载,寇准为官期间曾四次到过南乐县,其中一次还在南乐留下了里迹,这就是与濮阳回銮碑齐名的仓颉庙“日月联”。仓颉庙位于南乐县西北１８公里处,规模宏大,始建于...     

寇准碑林 枯竹生笋

寇准在巴东任知县时,写了不少诗词,总计有125首,亲编为《巴东集》,珍藏在北京图书馆。他一生共写了293首诗词,在巴东三年写了近占一半。三峡的奇山异水,特别是无源洞风光孕育了他不少创作灵感,壮丽而秀美的三峡风光激励了他有志报国的人生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他以政治家兼诗人著称。在北宋王朝内部集权外部软弱的状态下,他主张抗战,收复在五代时期流失的燕云十六州国土,属于重量级鹰派人物。在宋辽澶渊之战中,他以宰相身份力主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并取得首战胜利,奠定了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百余年和平的基础。寇准在巴东的三年,主要是到野三关劝农,引导土家人放弃打猎从而发展农耕文明(传说他将耕牛和农作物种子从中原引进巴东),减轻官税,秉公断案,兴修白云、秋风双亭,闲暇寄情山水,吟诗作赋。他一生     

寇准嗜酒丢官帽

宋代名臣寇准在《夜审潘洪》《寇准背靴》等传统戏曲节目中,以忠君爱国、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人们的印象中,像寇准这样的清官,应该是两袖清风,生活简朴。不过艺术终归是经过加工的,真实的寇准其实生活非常奢靡,最终因嗜酒误事。     

宋太宗为何重用寇准

正寇准(962—1023年)是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他出身普通耕读人家,科举考试名次一般,却得到太宗赏识,不到30岁进入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太宗对寇准的赏识、提拔,是一段开封政坛佳话。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也就是寇准担任成安县长的第二年,他离开成安,来到首都,得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切接见。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任县长是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是不能随随便便离开本职岗位的。那么,寇     

名相寇准原来是个心胸狭窄之人

俗话说“宰相肚子能撑船”。当宰相的不说要做到额头跑马、肚内撑船,最起码也要做到大度能容,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宰相。宋朝的宰相寇准寇老西子给人的印象挺深,那是个又正派、又诙谐、又足智多谋的形象。但事实上他却不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大度之人,他的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得势猖狂,不得不令人侧目相看。他名垂青史不是那样令人服气。     

“溜须”

＂溜须＂一词源于宋朝名相寇准。 寇准有个副宰相（即参政）叫丁谓,一次二人共同进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了汤污。丁谓瞧见,忙上前将汤污从寇准的胡须上小心地揩拂下来,并将胡须梳理整齐。后来,人们就称丁谓这种行为是＂溜须＂。     

现代拜占廷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

公元6世纪中期,地中海世界爆发了史称"查士丁尼瘟疫"的第一次鼠疫,然而,部分现代拜占廷史学家对此却出现了"失语"现象,他们虽然对相关史料非常熟悉,但对这一事件却未能给予足够重视。这种无意识"失忆"的原因在于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学者大多关注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而没有注意此次"天灾"造成的严重后果。现代拜占廷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这种价值选择、判断和取向表明,人们力图通过历史研究再现已经逝去的生活记忆,但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着各自的回忆,同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忆"。     

论“稽古”与“随时”——中国古代史家关于古今关系及其本质的认识

"稽古"与"随时"是两个古老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古代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跟古今关系及其本质是一致的。司马迁、王充、刘知幾、杜佑、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论述,揭示了"稽古"与"随时"之统一在历史撰述和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及其启示意义。     

“溜须”与“拍马”最早说的谁

溜须一词源于宋朝名相寇准。寇准有一门生叫丁谓,一次两人共同进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一个饭粒。丁谓瞧见,忙上前将其从寇准的胡须上小心顺下,并将老师的胡须梳理     

“眼中钉”

人们常用“眼中钉”来形容极为仇视的人。提起这个词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 传说,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尚在朝中,丁谓深知寇准为官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坏事被他抓住把柄,引发后患,就千方百计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后来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     

“心治”“身治”与“法治”——析法家政治思想中不可解的内在矛盾

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建国以来,已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尽管“四人帮”时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儒法斗争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对法家政治思想的理性探讨。只是,这种研究,却存在着不少令人怅然的缺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只看到法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却极少注意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足以泯灭其进步意义的激烈冲突;只赞美它的革命性,却无视其思想结构中无法排解的足以抵消其革命性的内在矛     

“大忠”不死

正唐太宗李世民《赠萧瑀》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危急关头,皇帝、国家需要大忠之臣挺身而出,置个人利益于度外,力挽狂澜,救民出水火,挽大厦于将倾。问题是峰回路转之后呢?当风不再疾劲,当天下已然太平,皇帝还会记得大忠的好,容忍大忠的傲吗?想当初,辽朝举国来犯,宋真宗在寇准的主持下亲征,驻跸澶州。州城外就是两军对垒的前线。真宗的内心忐忑不安。他派人去查看寇准的动静,得知寇准与大才子杨亿     

从问题到议题

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但是高考分数地区歧视、电信垄断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却始终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议题”,背后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往往依靠政治家的“慧眼”;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文武分治”与戊戌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文武兼修"的一个团体。"文武分治"后,逐步形成了文人清谈政治、武官领兵不带兵,军政大权操于皇帝一手的局面。及至近代,经历了与外战争的惨痛失败,仁人志士开始变法图强以求救国。然而戊戌变法却未能像明治维新之于日本一样带给中国近代化的成功。其原因为何,众说纷纭。但假如历史上"文武"没有"分治","士"这个团体不曾消亡,那么戊戌变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