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和孟森的学术交谊与明清史研究

孟森与郑天挺先后主持北大明清史讲席二十余年,为中国近现代明清史研究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郑天挺与孟森学术交谊颇深,关系非常密切。郑天挺在明代重要历史问题研究、满洲世系和种族起源研究、清初政治和制度史研究等诸多方面,均深化并拓展了孟森的相关研究。郑天挺和孟森治学的共同特点有:重视精研明清官修正史史料、以探微考据的方法阐明明清史重大问题、以比较的方法解决关键性问题等。     

“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暨雕像落成仪式纪要

1999年是我国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市社联共同在南开大学召开了“郑天挺教授涎辰百年纪念会,并举行了郑天挺先生雕像落成仪式。同时南开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杨翼骧与郑天挺之学术交谊

自1936年相识以来,在四十五年的师生关系中,杨翼骧一直与老师郑天挺保持密切的关系。杨翼骧四年大学,郑天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后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史学系工作期间,杨翼骧是郑天挺的得力助手。1953年,郑天挺将杨翼骧调入南开大学,决定了杨翼骧随后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也奠定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基础。他们的学缘与交谊,也给我们后人以教益。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李二曲经世思想及其实践初探

李二曲以“明体适用”为宗旨,他的理学建筑在对儒学的重新诠释之上,认为儒学的起点是心性道德,但最终归宿则是经世致用,进而指出儒学是“明体适用”之学。本文基于对《二曲集》的解读,认为李二曲将经世致用、康济群生的经世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一生致力于倡正学、干实事。李二曲虽为一介布衣,但在清初关中救荒与关中风俗改良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郑天挺明史讲义》的学术特色

郑天挺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生前以清史研究而著名,明史方面发表的论著甚少。但在他四十余年的明史教学与研究中,留下了百万余字的明史教学卡片,涉及明史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即将出版的《郑天挺明史讲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史料搜求广泛,考订严密;对于明史分期、明代重要事件与人物、明朝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及当时海内外的相关学术动态,都有清楚地呈现,体现了郑天挺先生对明史精深的造诣。这部讲义历经多年编成,其思想风格、论史标准前后皆有不同,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变化的缩影。     

清代考试的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

这是郑天挺同志生前专为本刊写的一篇文章。写成不久,郑天挺同志即不幸病逝。郑天挺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和教育家、原南开大学顾问、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及主席团执行主席。郑天挺同志治学态度谨严,一生著述甚丰,学术成就卓越。本刊对郑天挺同志的逝世,谨表深沉的悼念。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三大学者的经世致用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其直接性与外显性;二是反映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三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四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分析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强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途径等一系列新认识。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皮骨任人牛马 影形容我(土熏)箎——姚华诗雏论

(一) 姚华是清末民初诗人。他出生于贵阳,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寓居北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史学家郑天挺教授记道:“贵筑(贵阳)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余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先生”(《探微集》)。早期,姚华以诗文名于世,在北京多所大学教授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浙学是独立生长的区域性文化形态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以地域命名的、具有学术性质的区域思想文化形态,“浙学”便是其中之一。 “浙学”是以事功和功利为核心,主张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的经世致用之学。浙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经世致用”同儒家思想体系和治国理念的核心“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有巨大差异甚至对立性。     

经世致用——侯仁之学术生涯的思想基调

“经世致用”是贯穿侯仁之学术生涯的思想基调。文章探讨了这一思想基调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理学科普和现实关怀中的实践,阐释了这一思想对时下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当代意义。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