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史书体裁观及其实践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惟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吏学四大家。吕思勉在史体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自己的几部通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学者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要求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主张用新的史书体裁来反映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同时,从戊戌变法开始,新式学堂在中国出现,要求编纂新式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式学堂的需求。章节体史书便应运而兴。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民族、疆域问题与中国通史编纂——论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之特色

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关于中国通史的三点史学思考

中国通史具有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合而为一的优势和特征,与断代史、专门史相较,更能集中地保全和体现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史学是积极“入世”的一门学科,中国通史与史学社会功能息息相关;史学社会功能更是促进史书体裁革新的原动力;三之间呈连环相扣的互动之势。明了这种关系,有利于改善中国通史的编写,推动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中华早期文明的全景画——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读后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写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形成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由单一民族到地区性多民族统一的演变,本卷通过再现曾在中原地区生活过的许多部族的历史,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相互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正统”消灭“蛮夷”的结果;反映出积极推进民族融合的国家,就能迅速强大,反之,虽有“正统”地位,终不免走向衰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本卷抓住“竞争——发展——变革”这条主线进行叙述,纲举目张。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的竞争导致了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对人才的需求,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改革由起初的个别措施和政策性变化发展到国家行政、经济、军事等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本卷在编撰体例上有很多创新,“序说”部分详细介绍古代史料和当代研究成果,体现本书的撰写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典志”部分着重剖析社会历史现象,从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入手,进而解释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人物传记”部分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强调“通”的原则和古为今用。这些都为通史著作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瑶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北大核心CSSCI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中国的脊梁”

白寿彝先生离开我们了 ,他的道德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和丰硕的史学遗产。去年 4月间 ,在祝贺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 ,看见他老人家虽然较前清癯得多 ,但仍然容光焕发。他曾经告诉过我 ,住医院检查身体时 ,医生说他各个部位的器官都没有毛病。我思忖 ,他说不定有望寿登“期颐”呢 !想不到刚刚跨入2 1世纪 ,他就一病不起了。1 95 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所刚创建时 ,寿彝先生是历史二所的学术委员和兼任研究员。那时我不在历史二所 ,所以和他的接触不多。我和他接触多起来 ,是在文化大…     

略论《唐六典》的编纂特色

本文通过考察典制专著《唐六典》的编纂特色,认为在开元盛世大背景下编撰的《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和绝无“点窜变易”地编辑、实录一朝典制史料的特色,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作出了良好的范式;该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浅论吕思勉的史家修养观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史家修养论的核心是求真的思想,亦即传统的“直笔”、“直书”的精神。吕思勉认为只有绝去名利之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具有时代责任感,关心社会现实,立志改革社会,积极为社会贡献心力。     

塔西佗历史书写中的“年代记”及其政治功能北大核心CSSCI

塔西佗以传统“年代记”体裁写作自奥古斯都到图密善统治时期的历史。他的历史探讨最深刻的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以此论证元首政体的好坏与统治者品性之间的联系。塔西佗的政治生涯大部分在图密善时代度过,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图密善的暴政使他对历史写作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而暴政带来的影响使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给贵族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培育政治上的审慎美德,以便服务于国家。历史写作上的谨慎和提供教诲的愿望,使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皇帝传记体裁而选择传统“年代记”体裁。尽管“年代记”与皇帝传记一样,都把皇帝作为叙述中心,但塔西佗研究的重点是皇帝的统治技巧、计谋和贵族阶层对此的回应,这种叙述体裁的选择因而也是其写作意图的组成部分。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建国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质疑

范文澜同志著《中国通史简编》称东晋、南朝为“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称北朝为“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以后出版的几种关于中国通史的书,也多用“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或类似的词句来概括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我馆《中国通史陈列》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份的总标题,采用了这个提法。几年来未闻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见这个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功能观

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姜义华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西周已有太史等史官。宋代史官...     

黎澍看戚本禹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文革小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