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神话”的沉浮与威尼斯历史书写的嬗变

本文分析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威尼斯神话”概念的演变以及对威尼斯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威尼斯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诠释与运用。本文认为,“威尼斯神话”贯穿了文艺复兴以降的威尼斯历史书写,从作为展现威尼斯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观、理想形象和历史记忆,进而褪去政治色彩,逐渐成为考察威尼斯历史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其框架结构与书写实践所具有的动态特征,折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以降西方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突显出历史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文明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是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生成的现实基础。基于对作为文明危机表象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体察和认知，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接纳了有着丰厚历史变革意涵的“人民”一词，将之纳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历史解释范式。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有着关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理论逻辑，以及到人民中去和从人民出发的现实理念。这一历史观突破了英国史学传统中精英史观在社会历史解释方面的主导局面，其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解释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兴起的诸多社会史流派，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彰显了人民的价值和地位。     

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长城作为古代社会最宏伟、持续修筑时间最长、最系统的军事防御工程,在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长城“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不仅是举世闻名的历史遗迹和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热爱和平的精神力量的象征。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誓词与七月赞歌一同回响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纪念日。93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从此不断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七月赞歌》从此回荡神州大地：“七月,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七月,欢歌笑语,彩旗飘扬;七月,社会和谐,人民安康。仰望鲜红的党旗,祝福党的生日与岁月辉煌,心中的赞歌如江河流淌,激动非常。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父母官”的由来与内涵

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世界、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称劳动人民为衣食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人们的共识。但为什么又有“父母官”之称谓呢?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原来这个“父母官”之称谓,是出自两汉时期南阳郡的两位太守,一个叫召信臣,一个叫杜诗。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     

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理论贡献

正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既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又在一定时期出现过挫折、失误,甚至发生了严重错误,这是改革开放无可选择的社会历史基础与条件。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正是在吸收和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开辟并向前推进的。这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与改革开放前既相互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历史逻辑关系。     

论点摘编

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李捷书写新中国史的核心在于把握三个关键: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如何写好当代史尤其是如何书写“新时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书写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的分期应依据三个原则: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凸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主线。     

油画《开国大典》4次被迫修改的内幕

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大加称赞的油画《开国大典》,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它是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它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开国大典》这幅凝结了人民热爱新中国情感的     

浅谈历史课改中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课堂教学要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核心,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鼓励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学习历史,培养发现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养成探究式学习的习惯“”提倡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历史书写中的“七个W”——以南京大屠杀史书写为例

书写历史，需要关注七个关节，这七个关节的英文单词中，均有w。对谁来书写、写什么、空间、时间、如何书写、为什么、为谁书写等七个方面的考究，有助于澄清历史迷雾，逼近历史真相，透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意涵。以“七个W”来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新的发现和思考。     

一部了解民国考古学史的必读书——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在我国当前的考古学科建设阶段,学科发展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式是审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标准,中国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范式为主。陈洪波先生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从学科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及其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文章讨论了包括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学科研究倾向在内的多个问题,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历史科学为农民服务问题[笔谈]——使历史科学面向农民、为农民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在解放前几千年的旧中国的所谓“官书”“正史”中,却触目尽是帝王将相的记载。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却被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所篡改、涂抹和霸占,以致历史的真相被歪曲,人民的业绩被湮没,人民的形象被丑化,从而使得本来属于劳动人民的历史,反而成了剥削阶级的记功碑,成了奴役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之一。这种反常和悖理的状况,是剥削制度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教导我们的:一切     

广绣探源

广绣也称粤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列,被誉为我国四大名绣,名扬中外,是中华民族的一朵艺术奇葩。刺绣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根基,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一、刺绣历史悠久刺绣是我国较为普遍的一种精美手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刺绣在我国大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传说黄帝的妃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丝、从此带来了刺绣工艺生产和发展。王充《论衡》中“刺绣之师,能缝惟裳”。所谓“绣”,文绣,《礼记》记载了只有皇帝服装才能以五色绣之。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的绣品。“衣以文绣”、“衣必文绣”服饰的文绣之…     

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以"大一统"观念为例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 ,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 ;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及二者的变迁 ,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 ,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我对您刊的“四史”文章,特别感兴趣。在我的记忆里,史学刊物里刊登“四史”,似乎是从您刊1965年第一期开始的。从此以后,我总是如饥似渴地等待您刊的出版,大有先睹为快的心情。我为什么这样喜爱您刊的“四史”文章呢?其实,并不神秘。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它本来属于劳动人民。可是,我所读过的一切旧史书,莫不是帝王将相的记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反而无影无踪。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贼盗小人”的形象出现。劳动人民的光辉历史,就是这样长     

浅议人口志的编纂

人口是整个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在每个地域或范围内,人口总体的数量和质量,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人口各种要素的构成,人口分布与密度等,由于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自然环境条件不同,在地域空间无不存在着明显差异性。我们在编写《南平市志》人口部分中,采取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以综述历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以横分现状为主的表达方式,将志书“详近略远”和“详独略同”的原则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