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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伯父(1889—1962)是五兄弟中的老大,字月涵,籍贯天津。15岁时受教于张伯苓先生任校长的天津南开学堂,毕业后保送河北保定高等学堂深造。1909年考取用庚子赔款派送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914年自吴斯脱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次年应聘到清华学堂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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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大学初名为天津工商大学,系河北献县教区耶稣会于1921年创办于天津。1933年8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时易名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10月,改建为大学,定名为私立津沽大学。1951年9月,津沽大学改为公立。1952年8月,随全国高校院系结构调整,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校址组成天津师范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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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考上,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十力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青年(18岁)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让李渊庭带武绍文一块儿到山东读书。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并住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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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1964年8月,我毕业于天津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农业机械系内燃机专业。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全国分配的,即全国本科以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分配,都预先统计在国家教育部(当时教育部部长是杨秀峰),根据全国各地人才需用情况,结合自己毕业去向的选定,做统一毕业分配计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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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襄先生字纶阁,号簠室,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1876年生,1965年卒,享年90岁。幼年在家塾读书,1905年考入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1910年毕业,奖授举人。在京五年中课余研修金石,临习甲骨,鼎彝刻辞,兼工书法篆刻。1899年与天津乡贤孟广慧首先识出“朽骨敝甲”的珍贵,是最早购求甲骨的学者之一。1906年辑成《贞卜文临本》,是其研习甲骨文的初作。1911年9月到河南侯补官缺,旋即辛亥革命,遂放弃仕途返津。1913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地盐务稽核所任职多年。在这期间,先生利用工余之暇,埋头于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和古文字源流的探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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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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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1943年夏天,我在天津三中读初中,三姐在天津师范已快毕业.那些年她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常穿着朴素的靠色(浅蓝)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书包不大却装得鼓鼓囊囊,进家后总是仔细把它放在床头一个角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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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1969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35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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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籍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的父亲17岁时就离开家乡到北京大栅栏学做生意。他在家乡念过4年私塾,有些古文底子,又能写一笔好毛笔字,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积攒了一些钱在天津买了房子安了家,做布匹生意,又开了一个小织布工厂,所以我上学、工作后每次填表"家庭成分"一项总是填"资产阶级"(实际现在看来顶多算得上是一个"个体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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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元旦,潘荣教授从天津来电话,说他有一本<北洋军阀史论稿>准备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付梓.让我先睹,写一点意见.我知道,潘荣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就由导师李新先生安排编写<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若干章节.20多年来,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教育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任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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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切地说,我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大学生。高中时,我在长沙十二中读书,离家特别近,甚至上下课的铃声我在家就听得到,但父亲坚持让我住在学校,他希望我能足够独立。直到1976年高中毕业,我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不久,一次篮球特招的机会,我被招到电信局技工学校读书。1978年,19岁的我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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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后,我被调到天津担任二区区委书记,并一直列席市委会。在天津进行的反封建"把头"等活动中,我参与了一些工会工作。1949年12月,中央调我到全国总工会筹备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此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