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的数值问题

通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图版、释文的认真校核,共发现释文注释的数值问题36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原简数值错误当注而未注,计32条;二是原简数值错误、注释亦误,计4条.     

孙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几个问题

1996年 7月至 12月 ,湖南长沙市走马楼街发掘出一批三国孙吴纪年简牍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 ,是研究孙吴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本文对孙吴“嘉禾吏民田家”的性质及其中所见亩制、亩产量、租税征纳制度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年常限”解

厘清吴简《嘉禾吏民田家》中常见“二年常限”的确切含义 ,是理解吴国吏民租佃土地性质的关键。“常限”应作“一定标准”解 ,“年”应作“熟稔”解。根据六朝及唐后期的“二稔职田”所涉及的水稻耕作方式特点 ,所谓“二年常限” ,实为官府根据当时普遍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而制定的一种按照二年一垦的标准收取官租的规定     

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的内容反映出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莉中的“州吏”具有不同于其他租田的五大特征,在与五年田家莂的比较中,“州吏”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即“州吏”在嘉禾四年为特殊租田的优异身份在五年消失了,而与其他租田趋于同化。嘉禾五年“库吏”、“仓吏”人数的增加反映出嘉禾五年有加强仓库管理的举措。嘉禾五年的改革,使租佃制度得到发展,租佃土地的地区扩大、租佃数量增加、仓库的管理也大为加强,田家莂书写的错误率大大降低了。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斛加五升”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提出,有些余力田和余力火种田的租米要“斛加五升”,有些州吏和复民租、税米的总量执行“斛加五升”。实际上,只是余力火种田的租米“斛加五升”,复民缴租米的总量执行“斛加五升”,其他土地名称的租（税）米及租佃者虽然存在一些多缴多收的现象,并不是用“斛加五升”可以解释得了的,充其量仅是可疑而已。     

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记

自从(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问世以来,有的研究者已经就当时吏民定名的若干规律有所讨论。走马楼简涉及姓名的资料确实可以提供理解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而其中有的宗姓历史文化特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例如烝姓。     

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劄记

自从(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问世以来,有的研究者已经就当时吏民定名的若干规律有所讨论.①走马楼简涉及姓名的资料确实可以提供理解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而其中有的宗姓历史文化特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例如蒸姓.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

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释文,在其《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题》中说:“当时孙吴政府对‘士’有一种优待政策,对他们租佃的田地,熟田‘依书不收钱布’(实际上也不征收税米)。‘书’,应是国家颁布的法令。”这段话,讲得很准确,但对这种“士”究竟为什么人的问题,却未提到;国家为什么要特别优惠这些“士”,也未作说明。《解题》又云:“莂券中另有一种‘复民’,‘复’即复除、优复,‘复’的内容包括租赋、徭役等。江陵张家山汉简有‘复律’。《吴书》记吕蒙去世,蒙子袭爵,     

娄元礼《田家五行》中的气象智慧

《田家五行》是由元末明初人娄元礼编撰的一部关于我国古代太湖流域的劳动人民看天识天气的著作,书中大多以农谚的形式表达,内容丰富,很多内容用现代气象学知识来验证仍然是正确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气象科学的辉煌成就。     

战国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形式论议——兼与秦简记名的比较

战国楚、秦简公文书在人名记写上都表现出某些一般性的规律。《包山楚简》公文书人名记写包括某地之人+姓名、某人之人+姓名、某官+姓名、某族+名、某人之子+名、某人之奴、某王之+名、某客+姓名、单称官职、单称封号诸种形式。不同的记名方式区分了个体,同时进行了社会分类。楚简公文人名记写有省略情形,包括省略属地信息、省略姓氏、案件审理者自署名的省略和无规律省略。楚简中还有提示人名的符号。楚简公文记名对多数人都记姓和名,秦简则多记名而不称姓,只在特殊情况下另外加姓作为补充。楚简人名记写习惯可能承自周人制度,与秦简相比,更有利于达到识别个体的目的,以及保证公文作为行政工具的效率。     

故宫六品佛楼诸尊名号考释例举——以梵华楼、宝相楼为基础

故宫现存的两座六品佛楼——梵华楼、宝相楼所供的唐卡和铜造像中尊神的汉、藏文名号十分丰富,本文重点分析了尊神名号的汉藏文题刻错误、汉译名的不准确性以及东西方学者在复原其梵文名号时的一些错误,并作了修正,为拓展乾隆时期清宫六品佛楼的研究方向作了有益的尝试。     

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

对复社成员来说,家世背景具有特殊意义。按世家来分,复社成员可分为四类。家世对复社成员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质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复社内部关系的伦理化和经费来源依赖于世家。使其仅仅成为世家官僚子弟谋取名利、发表政治见解、参与社会生活的媒介,而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宋代富弼家族墓志史料价值刍议

2008年,宋代名臣富弼家族墓葬发掘出土了14方墓志,其中有12方墓志为传世文献所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惟一的传记资料;有7方墓志铭文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志铭作者的惟一作品。富弼家族墓志不仅有数量多、价值大、保存完好的特点,而且有正史、补史的文献价值。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既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则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江南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于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观。     

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

北朝时期道教的广泛流播,使得家庭成为宗教信仰的基本单位。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它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并且对宗教实行高度重视。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的规模结构、生活方式、日常消费、亲属关系甚至于家内子孙名字的择取都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

本利用《敦煌悬泉汉简》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简进行对比,对整理小组将《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并利用同期传世献和出土献中的用例证明《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法律责任设置论析

论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简称《归侨法》）＂法律责任条款＂的制定及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考察,认为法律责任条款设置与法律文本中的＂义务性条款＂设置应相对应,并且还要考虑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归侨法》的法律责任条款设置存在一些技术缺陷,如与《归侨法》中义务性条款不对称、设置的重复性、与相关部门法脱节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责任条款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宋人《睢阳五老图》考

北宋名臣杜衍及毕世长、朱贯、王涣、冯平,致仕后归老睢阳,晏集赋诗,时称“睢阳五老会”。当时名人欧阳修、范仲淹等18人曾依韵和诗,时人绘成“睢阳五老图”,钱明逸为之作序。其中宋元明清数十人为之题赞,可谓流传有绪。近代,图、序及十数人的跋被人分别卖到美国的3个博物馆中,50余家题跋则藏于上海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即有关于此图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章,但因自宋代以来多有摹本,致使研究者常常以此为彼;又因图、跋分藏海内外,使人不能尽览,妨碍了研究的深入。本文从此图的图、跋现状、相关的文献记载、作品的流传经过及摹本等方面加以辨析,对以往研究中涉及的此图绘成的时间、北宋人和诗与此图的关系、序跋言及的吏实、图作者的误传及序文改字等问题进行清理,力求对此图的进一步研究做一点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