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出土文物看东西方文化交流

甘肃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丝绸之路重要路段,是陆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条东西方的交往之路,经过了长期多渠道、分阶段由间接到直接,由小规模到大范围的交流,由民间往来到官方往来的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遗留下大量重要的文化遗物,特别是史前时期闪烁着东西方文化最初接触火花的遗物,为我们研究东西交流和对外贸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为我国和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从馆藏文物看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安地区博物馆和撒马尔罕地区博物馆的丝路文化联系

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一直活跃在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他们不但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康国,而且还大量来到中原,在当时的长安定居,其中部分人还在中原政权担任官职。今天,在西安地区的各博物馆(院)中保存了许多留葬长安的粟特人墓葬出土文物与陵墓壁画,反映了粟特人的文化习俗与特征。同时,中亚的撒马尔罕阿甫拉昔普出土的大型壁画,也充分体现了粟特文化与以及粟特人国家与唐王朝的交往。通过对西安地区与撒马尔罕地区相关文物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国际交流与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政治军事上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人员的往来与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却并未中断。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既有官方使臣的交聘,也有民间的往来。同时也有出自军事目的的各种有意识接触。（一）三国时期的南北交往魏、蜀、...     

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

清朝(1644—1911年)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又称江户时期,1604—1867年)大致是处在同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两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建立正常的帮交关系。直到1877年(光绪3年,日本明治10年)才正式建交,何如璋是清代驻日第一任公使。在此期间,中日尽管受到‘闭关”和“锁国”政策的桎梏,限制了官方联系,但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民间交往和人员往来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比前代更加频繁、密切。不仅在经济上中国赴日贸易船比前代增加,贸易额扩大,而且文化上也继续进行着大量交流。此时日本仍在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吸收和使用中国的文物制度。 本文拟就清代前期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商船贸易和文化交流诸问题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汉唐至宋元时期的闽台交流

福建与台湾两地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交往,但是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唐中叶以后,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台湾的交流逐渐密切起来。到了宋元时期,福建人民移居澎湖,从事开发,由此以澎湖为桥梁,闽台两地各种形式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揭开了闽台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辽代玉盒佩之我见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07-1125年)雄踞北方100多载。其自北魏始与中原王朝有往来,及至隋、唐、五代、宋等,政治、经济、商贸往来连绵不绝,并与中亚、西亚诸政权也有交往,从而形成了其所创造的文化和艺术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对几件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的玉盒佩的介绍,以揭示辽代玉器独特的草原风貌及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对其的影响。     

“渤海学”刍议

在渤海国历史研究过程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渤海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民族、宗教、交通、贸易、对外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不仅在唐、五代时期中国东北边疆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7世纪末至10世纪初东北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是中国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灿烂时期,是中世纪东方经济、政治、文化中     

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

唐朝时期,渤海作为唐朝的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国的邻国日本进行了长期的交往,在交往中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也有过摩擦与争执,但是友好往来始终是其主要内容。本文通过追溯两者的交往初衷、谈论其交往内容,进而阐述两者交往的意义,渤海与日本的交往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唐文化的传播。     

试析渤海大钦茂时期与唐、日之间的交往——兼论渤海朝唐聘日观的形成

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其统治时期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并积极与唐王朝及周边国家和部族发展关系.本文试图对大钦茂时期渤海国与唐王朝及日本交往的史实进行分析,来探求渤海"朝唐聘日"观的形成.     

明清时期福建与琉球的医药交流

明清时期，因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福建与琉球的医药交流频繁、形式多样。两地医药交流的主要方式有中药材贸易、医药人才往来、医药书籍编刻等。通过医药交流，改变了琉球“国无医药”的境地，琉球的医药发展与福建联系愈发紧密。     

历史时期江苏古海塘的修筑及演变

历史时期 ,江苏沿海先民十分重视海塘的修筑。唐宋以前 ,古海塘主要分布在海州湾一带。唐代 ,李承在东冈砂堤上修造了常丰堰。宋代 ,范仲淹又在常丰堰的基础上修筑了范公堤。其后 ,海堤又经多次修筑 ,形成了一道北起庙湾 ,南至吕四的巨大抗潮屏障。江苏古海堤的修筑 ,不但促进了沿海开发 ,而且对现今海堤的修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

本文论述了怛罗斯之战的背景及经过,指出怛逻斯之战虽然是边将个人素质不高引发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是唐朝与大食两大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必然反映,是唐朝西域政策的必然结果。指出唐朝西域政策的重心是确保葱岭以东地区安全,防止吐蕃与西突厥等联手侵犯此地,唐在中亚的统治及对付大食的挑战,则退居次要地位。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羊马城与一字城

羊马城是唐宋时期流行的城池外围防御设施,产生于战国,发展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普及于两宋,元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字城则是为了加强江河侧畔城池的防御设施,其基本特征是在主城与江河之间修建的一道或两道城墙,主要见于宋元之际前后的南方,明代还有使用,以后就基本绝迹。     

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

唐代家祭仪式中凶祭所使用的家用桌椅几筵,从中唐开始进入中原地区民间砖室墓葬的图像中,经历五代逐渐成型为宋金中原地区仿木构砖室墓中普遍流行的砖砌桌椅以及逐步发展为宋金时期的"墓主人对(并)坐图",其象征含义是在墓室中为死者安置的灵座.     

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

北宋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此时,东西方贸易陶瓷品类组合都趋于复杂化。     

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

在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中,金代的龙纹形象一直包含在宋代龙纹的研究范畴中,宋代又是中国龙形象的定型时期,近年来连续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唐、宋、辽、金代出土的坐龙的形态特征、出土地点、时代背景作以对比研究,得出金代铜坐龙是渊源于辽代的坐龙、受宋代坐龙影响的、包含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龙的形象,并探索出其发展演变规律及具有守护功用的价值.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陇山地区宋金砖室墓述议

宋金时期陇山地区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墓室砖雕内容有孝子故事、家居活动与动植物等,在墓葬形制、砖雕装饰与丧葬习俗方面与其他地区既有相似性,又有地域特点。部分砖雕的异域风格表现了宋金时期陇山地区居民在墓葬文化上的兼容并包。陇山地区的宋金砖墓为研究本地区宋金时期丧葬文化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地域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试论我国南方地区的宋代漏泽园遗迹——附论江苏丹阳大泊公共墓地出土的唐墓铭砖

宋代漏泽园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官办公墓制度,有关遗迹的发现研究过去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还是空白（特别是南宋阶段）。本文根据作者掌握的几批南方地区出土两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部分考古发现的唐代遗迹,就有关制度的渊源与火葬的关系,以及两宋漏泽园制度在南方地区实施的年代、特点和发展演变情况等进行论述,提出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