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1931 -2011)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早在1999年底,《科学美国人》杂志就称,宾福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学术生涯几近半个世纪,明年就是宾福德发表新考古学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正是考古学史上告别分类-历史阶段,步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宾福德不仅开启了新考古学潮流,而且一直站在考古学研究的最前沿.无论是早期对以基德( Alfred Kidder)的中西部修正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鞭笞,还是晚期与霍德( Ian Hodder)就考古学中的象征主义的交锋,还是与同属新考古学的施斐尔( Michael 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在中程理论上的论争,宾福德都有重要的论文.虽然宾福德为考古学提供了第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绝不可低估他在众多具体个案上的卓越研究.     

美国考古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冷战时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影响是通过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形式在纯技术层面表现的。象文化唯物主义鼻祖莱利斯,怀特和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等均采用了马克思的方法作为研究远古文明的利器。缓和后,不讳言使用该方法的西方学者更多了。我国随着开放,考古界对西方许多用过的方法——这对我们仍是新颖的——感兴趣,但对西方一些学者不满旧法而转向马克思求助却知之不多。’89年美国考古界为总结近几十年理论成就,由吉尔曼(An tonio Gillman)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作了概述(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America剑桥)。这对我们了解美国现代考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无裨益。     

宾福德的学术遗产——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视角

在考古学史上,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Binford,L.R.)无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被认为是"新考古学"的开创者。纵观宾福德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贯穿在宾福德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线索就是:发展科学的考古学,发展人类学的考古学。他的方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他运用民族志的研究,包括行动主义的野外调查以及系统的狩猎采集者民族志材料的分析,去了解史前狩猎采集者遗址的结构、组织以及所涉及的人类行为方式。     

宾福德与柴尔德:什么造就了考古学家的影响力?

本文从历史背景,学科发展,个人魅力和具体贡献比较了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考古学家柴尔德和宾福德的影响力。文章对名气和影响力做了区分,认为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要比有名气困难得多。显然,这种影响力是学者本人洞察力和所作贡献的体现,表现为不满足于现状和传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而且,这种影响力往往要在这些学者过世后才会显现,而他们身前往往因为与传统或现状有所冲突而备受争议,饱受批评和压制。柴尔德因为欣赏当时苏联考古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而丢掉饭碗,二战后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宾福德因挑战传统而遭遇被推迟授予博士学位、被美国顶尖大学解雇和到69岁才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坎坷。他的遭遇几乎是沃尔特·泰勒的翻版,但是与泰勒只能离开考古学界相比,宾福德因影响了新一代年轻学者而名满天下,最后扭转乾坤,使过程考古学最终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范式。柴尔德和宾福德难分伯仲,他们都是20世纪考古学范式的奠基人,前者在20世纪初建立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而宾福德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了过程考古学的范式。范式的变化是科学的革命,他们两位为考古学带来的变革,从学科发展和科学史上的影响力而言,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柴尔德与宾福德身上所具备的特质,可能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中国的文化传统过于强调传承,削弱了创新和探索的能力。如果中国考古学要对世界考古学界产生影响,那么造就像柴尔德与宾福德这样的变革者也至关重要。     

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科结构看中间理论含义的差别

在当前国内对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中,中间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主要原因是一些考古学者从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发展出发,感到“如果没有中间理论,许多现象是过渡不到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面去的”(俞伟超:《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序言.三秦出版社,1991年),发展中间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了解它的来历和准确含义,然后才能根据中国考古学实际加以发展.确立这个前提正是本文的宗旨.     

新书介绍

《美国考古学思想》(Archaeological Thought in America)C. C. Lamberg-Karlovsky编,198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357页。 这本论文集是前苏联与美国一项学术交流计划始料未及的成果,由北美一批主要的考古学家撰写,汇总了当前各种不同理论和方法。集子中收入的17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历史,方法与理论》共八篇;第二部分标题《美洲及其他地区的考古学》,共九篇。 第一部分依次为特里格(B. Trigger)对美国考古学思想发展的述评,邓内尔(R. Dunnell)的考古学进化理论,宾福德(L. Bin-     

考古学是天生客观的吗?——读瓦特·泰勒《考古学研究》

在美国考古学史上,泰勒(WalterW.Taylor)的《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r-chacology) 犹如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诉说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这本仅256页的小书,足足影响了一代考古学者.新考古学派大师、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cwisBinford)在他7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的前言中说,每当他遇到难题,他便翻开《考古学研究》,这本书象一位无声的导师给他排忧解难指点迷津.读着这本40多年前出版的小书,一个始终迷惑着我的问题再一次向我袭来:考古学是天生客观的吗?     

美国聚落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

聚落考古学或说聚落形态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理论或方法革命,在美国考古学界,它已经成为被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各个学派广泛接受的基本方法.本文回顾了聚落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阐述了它在当代考古研究中的重大作用,并对它在今后考古学发展中的积极前景做了展望.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浅析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等学说,而且对考古学本身的概念也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论证,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本源便来自柴尔德.1959年,夏鼐先生向中国的考古学者介绍了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以及文化与族的关系等学说,长期以来这便成了我们进行研究的唯一准则.但是,夏先生所介绍的毕竟只是柴尔德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实际上,柴尔德的文化观是相当复杂的.从1959年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但中国考古学界对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一直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整体研究,这对于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整体上剖析一下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观,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促进对考古学文化理论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一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已经处在比较成熟的阶段,成熟表现为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对其他不同学科理论的接受①。而当代西方考古学存在着众多的理论流派,如文化历史考古学     

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按语:美国著名新考古学派创始人L.宾福德LewisBinford教授1985年访华回国后的谈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回味至今犹浓,很值得我们一读。他的讲话实实在在道出了他的访华观感,虽然美国味很足,但绝非无礼。宾福德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些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问题确实不少,宾福德的讲话如果能作为一面镜子引以借鉴,无疑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很有益处。当然,宾福德的讲话并非十全十美,他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他的学术观点未必都正确,例如他对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的分析,只注重动物化石的一面,而忽视文化遗物的存在,他把人和动物交替出现的不同层面重叠在了一起,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宾福德的讲话也暴露出我们外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接待外国学者,热情帮助安排,竭尽精力,耗费财力,但是由于彼此价值观念的差距和语言沟通不善,效果常常不尽人意,这方面也很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地域文化研究要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其对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影响相对较迟,而“范式转换”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对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地域文化研究要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其对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影响相对较迟,而“范式转换”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对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试述Context System及其考古地层学原理

近年香港的若干考古发掘采用了Context system记录方法。对于这种办法,有评论文章认为它是从地质学借用的“填质”慨念发展而来的。也有文章指出,这个方法是考古学受西方现代科学的渗透和“新考古学”的影响,针对处理考古资料和自然环境讯息关系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可称之为“系统发气掘单元办法”。在实际操作时,     

“民族考古学”的译法、涵义及其他

曹兵武先生在《谈ethnoarchacology的译法及内涵》一文中,对民族考古学一词的来源、译法和涵义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在此我仅想谈几点意见,也许可作为对这一专门词汇理解的补充,并对在翻译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中的其他专门词汇时有所助益.1.Ethnocarchacology的前缀cthno在当今西方考古学广泛应用中的释义指的是ethnicgroups或ethnicity.它既不是民族和种族(nationality或race),也并不完全是民族学(cthnology).ethnic groups专指规模较小的人类群体和部落,而并非词典中所释的“种族集团”.民族考古学研究也用ethnographic study来表达.ethnography在考古学应用中也并非     

什么是文化堆积(Midden ≠ Cultural Deposit)——《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几个词汇等的翻译商讨

在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考古学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非常高兴地见到文物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科林.伦福儒等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从翻译队伍的组成名单可以看到,文物出版社对翻译本书的高度重视,汇聚了今天中国在中西考古交流方面的精英。从出版的书也可以见到,它的翻译、印刷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也是中国近年来一部难得的、最大的考古译著。本书涵盖了现代西方考古学的基本观念和看法,以及他们的考古学结构,是一本不可多得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好书…     

谈谈考古学的新与旧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它的发展有一个守成与创新的问题。满足于守成,不善于创新,这门学科就难以发展,考古学也不例外。自哈佛大学的Ｗ·泰勒于１９４８年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至今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了。６０年代初,美国一批年轻考古学家举起“新考古学”...     

评欧美“新考古学派”——兼论我国史前考古学传统模式的变革

欧美新考古学派,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崛起的著名考古学派,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原理法则,倡导的理论方法和运用的技术手段,为欧美大陆不少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所沿用。现在在英、美考古学界都占有着一定的领导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派,则尚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因此,我们认为,对新考古学派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式进行一次科学的探讨,汲取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于改进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封闭、停滞状况,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所谓“新考古学派”,是本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考古学流派。196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者路易·宾弗发表了一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论文,在文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与传统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宾弗还利用大学的考古学讲坛发表了许多“富有鼓动性”的讲演,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这     

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

本文发表于1975年,其时新考古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潮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考古学家们为新的研究目标,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方法,系统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开始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的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当然,系统论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决非仅限于考古学)。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阅读本文,虽然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西方学者,中国读者由于对许多背景知识不是很了解,在翻译和阅读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仔细领会其中一些要点,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论的意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