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筹备与苏联复交,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拟具“中苏复交问题方案”。本组史料反映了中东路事件平息后中方筹备中苏复交的过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运送及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相关史料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仍尽心竭力对明清档案进行整理、开发.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苏联的日子

本文作者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孙女,兹依据傅氏日记对其使苏期间的使馆日常工作稍作梳理,供对中苏关系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苏联援华与皖南事迹不能构成因果关系

1940年半年由于国际形势剧变,日英美等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积极拉莉,苏联加大对华援助等,被蒋视为反共的有利国际条件。对皖南事变发生有一定影响,但不能构成因果关系;特别是苏联援华的动机和效果,更应客观全面地审视,应当看到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对蒋介石反共也起了一定的牵制和阻止作用。     

3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于外交方针的需要,着手恢复和改善中苏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内反苏宣传活动,企图以开展中苏文化交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状况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介绍苏联文化,增进中苏文化交流,宣传中苏友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高潮。     

蒋介石为新疆境内中苏经济合作事宜致经济部等代电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对新疆境内之中苏经济合作与商贸甚为关注,与经济、财政、外交三部部长间有多通代电,而卜道明、盛世才、罗家伦等政界要人亦先后就此提出方案,颇具参考价值,特此选辑公布。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的技术援华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 移。50年代初,为更好地协调、管理中苏在科技合作中的各项事宜,成立了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 推动了双方在研究机构、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培养提高了我国科 研院所、设计机构和企业的技术能力。1956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国制订了十二年 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基本政策,此举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60年代初,随着两国关系的破裂,中苏科技合作中断,因而打乱了我国科技远景规 划的正常实施,造成了中方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