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传统官吏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借鉴

传统官吏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借鉴李修松官吏教育一直受到中国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从秦王朝的“以吏为师”，到汉武帝时期兴太学，到隋唐时期兴科举，到明清八股取士，无不把修身和治平之学作为其中的核心，借以裁量人物，选拔为统治者服务的人才。中国传统的官吏教育思想...     

战时日本对华的图书政策及其实施述略

战时,日本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与破坏,给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目前国内对此的大量研究,多集中于图书损失和掠夺方面,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凶残与贪婪。中国研究者判定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无疑是一场“文化大屠杀”,战后日本政府及某些当事人却称,日军在占领区并没有蓄意掠夺和破坏中国图书文物,相反在华中、华...     

简评安作璋等著《汉武帝大传》

安作璋、刘德增新著《汉武帝大传》,由中华书局2005年7月出版。正如封底简介文字所说,这是“汉武帝刘彻的最新传记”。汉武帝享年70岁,在位56年。汉武帝时代的学术进步、经济发育、政治建构等,都有创造性的成就。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辉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东方的骄傲。汉武帝时代的国家形态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赞美汉武帝“制度文章,冠于百王”。曹植《汉武帝赞》也有“文武是攘”,“功越百王”的评价。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写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者极多”。因…     

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

吏制,即学者所称之吏胥制度、胥吏制度或吏役制度。鉴于吏和役的复杂关系,吏制研究有时又不得不牵扯到“役”的问题,本文统称为“吏制”。“吏(役)”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职能无可替代,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则是在整个官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官员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官、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儒学与侗族伦理道德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历代统治奉为正宗。儒家伦理道德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体,它主张忠孝,重“亲亲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它与侗族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其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探讨二间的关系不同,对于深化伦理学科的研究,补充、丰富祖国传统化遗产,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

根据里耶秦简,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即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金布为少内所辖专司出纳、统计、核算的部门,田官、畜官属于都官系统,不归县廷直属.九曹之中,县丞主狱曹事,“廷主吏”主吏曹事.在秩级上划分,少内、仓、库、司空、厩为“有秩吏”,尉史、户曹史、狱史为“斗食吏”,唯吏曹情况不明.乡置乡部和田部,与汉初律所载律文吻合.“××守”之“守”的含义,可以确定者有“试官”、“临时代理”之义,其余义项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汉“建元”、“元光”、“元朔”诸器辨伪兼及武帝前期年号问题

中国古代以帝王年号纪年始于西汉武帝,而汉武帝前期(元鼎四年以前)诸年号系后来追记之,这在《史记.封禅书》中说得很明白,且明清学者也多已论定.然近人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一书中据传世文物一反前论,认为汉武帝“建元”、“元光”诸年号并非追记,而当时已有之.其说如下:     

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现了多处“宦皇帝者”字样。本文结合《汉书·惠帝纪》等材料,提出汉初的“宦皇帝者”,主要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等,他们构成了一个侍臣系统,从而与作为行政吏员的“吏”区分开来了;其与“吏”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最初“吏”有禄秩而“宦皇帝者”无禄秩。“宦皇帝者”后来则通过“比吏食俸”形成“比秩”,因而是滋生“比秩”的温床。这个“宦”、“吏”两分格局的来源及变迁,对于认识战国秦汉间官僚政治和官阶制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议张汤仕途之路相关问题

张汤是西汉武帝时期重臣,《史记》列为酷吏之魁,大致出生于西汉文帝中后期。张汤生于刀笔吏之家最终位极人臣,其政治生涯始终与西汉中期情势紧密相关。张汤所主导的一系列政策对武帝前期具有重要影响,其秉公执法精神是其能成为武帝前期重臣的主要因素。     

塞外水乡话张掖

张掖古称“甘州”，汉武帝时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之意而得名。因为有黑河水的润泽，张掖在河西古四郡中更显得楚楚动人，独领风骚！     

"三事"考

“三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职官。周初的“三事”泛指管理职事之官、管理司法之官、治民之官,“三事大夫”是这些官员的总称。西周晚期的“三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其为“三事大夫”之长。春秋战国时期,“事”、“吏”字型相近而易混,故“三吏”应为“三事”之误。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盛世的文化与文明

中国历史上可称为盛世的朝代,史学界一致的看法有三个：大汉盛世、大唐盛世和康乾盛世。 大汉盛世以汉文帝、汉景帝“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汉武之治”为标志,汉朝从秦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战乱中建立,经过汉高祖、文帝、景帝三朝的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社会日益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到汉武帝将大汉的强盛推向了高峰,后继昭帝、宣帝持续发展。大汉盛世历时173年;大唐盛世以唐太宗“贞观之治”和唐玄宗“开元之治”为标志,前面历经了唐高祖创业及唐太宗之后高宗与“武周”的短期动荡,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邵东方自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对于儒家经书的诠释在中国学术史上便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清人顾炎武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学,今通谓之注。”①从历代经师对儒...     

“刀笔吏”是什么人

在古代,人们往往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刀笔吏”对如刀之笔的操纵,往往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略论官僚、清官、公仆——历史上的“官”意识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它在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就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对于构成国家机器的人,即“官”员,人们也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在古代世界,中国的吏制尤为完整,系统,选拔官吏就有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察吏也颇讲究,象唐太宗凌烟阁故事已传为佳话。外国亦然,近代的公务员制度是西方政治近代化的创造。吏制向来为人们     

“刀笔吏”是什么人

在古代,人们往往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刀笔吏”对如刀之笔的操纵,往往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驰义侯未率夜郎兵沿牂牁江下番禺——与古潭江说、蒙江说、红水河说论者商榷

对班固《汉书》卷九十五所说述唐蒙向汉武帝上书“窃闻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的史料,史学工作者有不同理解;又对该书卷十一&;#183;传五记述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片羊舸江,咸会番禺”也有不同理解。在此问题上,历代史学界众说纷纭,孰是孰非,值得商讨。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与史学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