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孕育文艺人生

<正>读书是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记得家中整整一面墙的各种小说、传记、画册、图集被我翻了个遍。20多年过去,现在自家也是一面墙的柜子,里面放的几乎都是那时喜欢的书。工作之后读杂书的时间少了,更多的是读工具书,这20年来涉猎广泛的阅读确实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和视野,也在工作中给了我不少的创意灵感。可以说读书见证着我的成长,激励我扎根文化事业一路前行。     

经济部类分志记述文化现象的尝试

我是1988年从事修志工作的。此前,写过新闻和小说。多是受新闻和小说的影响,在接受《城乡建设》分志的撰写任务后,在调查采访过程中,我的思绪往往被附着于建筑物上的文化现象所留连。     

尘埃落定的“土司王国”

1998年,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问世,给人们带来了土司王国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说中那充满浓郁藏族文化和生活气息的风情,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则惊讶于土司生活的富贵与奢华,在那样一个生产力还颇为落后的边地。     

优游文史 重度青春

24年在文史馆重度青春我在中华书局退休之后,于1995年12月应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对我来说,是我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的一个新岗位,也给了我继续学习、继续工作的好机会。因为我多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履职后馆领导就分配了几项工作给我。一是协助吴小如先生编内刊《诗书画》的文字部分;二是参与审读《世纪》的清样;三是承担了馆员文选《崇文集》初编和续编的责任编辑工作。     

《青春之歌》的创作

《青春之歌》影片形象的产生以及创作的想象和构思,并不是从我接到文学剧本才开始的。小说在报刊上连载的时候,许多人物和情节的描绘,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引起了我把小说搬上银幕的设想。1958年,小说单行本出版以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广大的知识青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年最末的一个季度,许多同志提议由原作者杨沫同志将《青春之歌》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我和陈怀皑同志担任导演。那时候,我正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突击《老兵新傅》的后期工作,我     

几个与我父亲周楞伽有钱财纠葛的文化人

周全平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左联”执委,是我父亲的堂兄。1929年他在上海老西门开了一爿西门书店。我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烧》送去给他审阅,他看后认为写得相当成功,决定以新兴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其一是郭沫若的《沫若小说戏曲集》,其二是柯仲平的长诗     

我和西北作家赵燕翼的交情

赵燕翼,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擅长写小说,童话,著作甚多。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省作协、文联领导职务。退休后仍笔耕不辍。1962年初秋,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长的我,有机会读到甘肃青年作家赵燕翼投来的短篇小说《桑金兰错》,是负责西北片稿件的小说编辑毛承志推荐给我的。在此之前,赵燕翼在全国文坛已颇有名气。茅盾先生评论1960年儿童文学时,就曾对赵燕翼的童话《五个女儿》的“艺术技巧”备加赞赏。接着《上海文学》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三头牦牛的下落》、《老官布小传》而为文学界所注目。而今他主动给《人民…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良师益友情意深──忆俞林同志点滴

良师益友情意深──忆俞林同志点滴李炎锠我重读《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是为了重温一下现代文学创作的道路。读着,读着,我停住了。我凝注着两篇小说发呆──《老赵下乡》、《家和日子旺》,我是望着这两篇小说的作者姓名发呆。这两篇描写１９４３年边区斗争生活的小说...     

饥饿年代拉我一把的老大哥

1963年夏,我初中毕业,即去西宁市找工作,在青海省交通厅民工招募处等候分配.等候分配的日子好难挨,我捧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翻着,突然耳边一声惊叫“501号,你能识文断字?” 我惊异地瞅着这个面孔黧黑个头比我高出一大截的大个子:“你咋知道我是501号呢?” 他说:“排队报名时,你挤在我身后,我是500,你不就是501.” 他把我那本厚厚的书瞅了瞅,说:“请给我婆姨(方言,老婆)写封信.”我问道:“写啥子事呢?” 他笑道:“就写我已经到了西宁,西宁是个好大好大的庄子啊,天天像赶集.我正在交通厅等候分配活计,餐餐给我们吃白面包子.” 我扑噗一笑:“你啥时候吃白面包子了?”他说:“就这样写吧,叫她放心就行.”     

一个对“死亡”不曾陌生的作家

2012年11月,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先生在他80岁生日的前一周宣布封笔辍耕。“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编辑的秘密

在家写小说那一年多,偶尔也给杂志当作者。那时我规矩很大:不提前三天约,不写。交稿期限短于一周,不写。出去采访一趟少于2000字的,考虑(主要是考虑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预约,理由是:需要查资料呀。如     

良师的艰辛与辉煌--记索峰光老师对我的引导与启迪

1979年11月,我突然接到参加《长江艺》小说创作培训班的通知。说突然,因为当时我已年过40,仅仅由于爱好,曾在那年7月的这家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不要靠拢我》。虽说是坛圈外人,但我知道在“唯楚有才”的湖北,发表过一两篇甚至更多作品的业余作遍地都是,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比     

陈登科的“瞒和骗”

读《"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之后,使我想到作家陈登科当年同方徨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陈登科比方徨走得更远,由"瞒和骗"的新闻"升华"到文艺创作,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给他本人,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派往卧龙湖"监收监打"1958年的安徽也同全国一样,工业"大办钢     

好天气谁给题名?

2004年10月朱天文与侯孝贤对谈,评价对方:与王家卫、杨德昌、蔡明亮一样,你拍电影,所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剧本,而是不相干的一篇文章,小说、散文、诗歌、甚至一篇文论。由一个明媚的光点,发射出许多散乱的光斑,“好像是满日琳琅,遍地珠玑”,就差一根线将它们串起来。这工作,朱天文称之为“命名”,并提起老师胡兰成的一幅字:“好天气谁给题名”——“作为编剧,我给题名。”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我经手处理的两封李昌来信

<正>1950年下半年,我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六区工作,担任六区区委书记,当时经我之手处理过两次李昌同志的信件。第一封信是1950年土改前夕,我带领七个村寨的贫农与李昌同志的母亲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开会斗争了李昌同志的母亲雷田氏。在此之后,雷氏给李昌同志写信告我的状,李昌同志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回信,此信虽然是写给他母亲的,但对我们的土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肯     

梦回故乡的伤怀之美——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节选赏析

2008年是作家迟子建辉煌的一年，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迟子建是以小说创作闻名的，25年的写作历程，500多万字的作品大多是小说。然而最能触动我心灵的却是她的散文，是她散文中那自然朴实的伤怀之美，就如这篇《我的世界下雪了》。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首先离不开文献的整理.因此近百年来的古代小说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占了很大比重.我在这里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摸索,试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关于小说的目录 古代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历来史志书目所著录小说的范围广狭各不相同.如郑樵所说,小说常与传记、杂家、杂史、故事相混.古人所谓的小说,我们今天很难给它定性.     

是课改让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春风化雨般在我们东辽大地上铺开,这无疑给我们这些一线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也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03年秋季,我荣幸地承担了第一轮课改工作。这其中我饱尝了艰辛和甘甜。艰辛的是我对课程改革曾经有那么多的茫然和困惑。甘甜的是我看到了课程改革实验给我的教育教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感受到了我与学生在课程改革中共同提高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