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技术市场创立始末

我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西安晶体管厂从事了9年的技术工作。1976年10月,我调入武汉市科委下属的位于原武汉展览馆西一楼办公的"武汉市科技交流站",从事技术推广交流工作,这个调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企业技术人员、工人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高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渴求日渐迫切。     

我经历的武汉税务信息化过程

1986年4月,我由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来武汉市税务局报到．从此参加税务工作,直到2001年我在武汉市国家税务局退休。我经历了武汉市税务系统信息化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单个部门到全部工作。由单个计算机工作到全市联网的税务系统全面信息化的过程。     

平凡中的不平凡

我叫吴刚,是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仪表高级技师.工作28年来,我先后获得武汉市技能选拔赛能手、中石化集团公司技术能手、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热工仪表类技术状元、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大城工匠等荣誉.但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工人,从事的也只是极其平凡而普通的工作.     

政协委员风采

<正>赵瑞泰,1942年1月生,上海人。国家一级编剧。第八、九届武汉市政协委员。赵瑞泰1961年入伍,1965年创作了《连长和我打乒乓球》《事故发生之后》等小戏。1968年始先后担任武汉话剧院创作室主任、业务副院长,并从事编剧工作。曾任武汉市艺术创作     

我与方志结缘的二十四年

在改革开放盛世里．我与修志工作结缘．它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与内涵。 我于1984年开始从事方志工作。是年3月．尤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尤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接着组建其办公室．开展修志工作。当时．我在县农业部门．有幸应邀参与制订修志工作方案,担负农业部门志稿的主笔．虽属兼职,却从此与方志结下不解之缘了。     

为湖北省、武汉市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旧话重提

从1929年到1937年,我在武汉地区的大、中、小学读书7年(其中1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从1947年到现在.我在武汉(主要是武汉大学)教书和做研究工作36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的地下活动半年,从事省、市的教育、宣传工作15年,还任过直辖市时期武汉市的政协委员.所以,我对武汉市以至湖北省的人文、社会科学情况多少是有些了解的.我估计,新中国建立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力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约居全国第3位. 但是,武汉市不独解放前未能像北京那样发起“五四’”运动,像上海那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出版《观察》杂志,就是解放以来,也未能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作出北京、上海那样的贡献,我心里总觉得不安.改革开放的东风初吹之时.我心里很兴奋,认为会给我们武汉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也带来一个春天.我欢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为我国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影响深远的论文的发表,但我曾想到论文的作者要是出自武汉地区,那就更好.     

四条抗日英烈路名恢复记

1984年．我在民革武汉市委会做宣传工作．接触了民革成员中的老同志,他们都亲自参加过当年的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上曾浴血奋战,立过赫赫战功。他们给我讲过许多爱国将领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勇卫国不怕牺牲的事迹．其中就有1940年在湖北宜城牺牲的张自忠将军,他英勇奋战的可歌可泣故事感人至深。他们还提起汉口曾有一条张自忠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条路已经不存在了。     

在胡开明身边的日子

1979年以前的20年里．我一直在黑龙江工作,从事新闻报道和报纸采编。1979年夏天．我被调入安徽日报社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也作为文化记者．写一些文化消息和文艺通讯。那时,《安徽日报》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正处于整顿的阶段。     

我参加了黎元洪墓的清理

1966年5月或6月的一天,天气已有一些炎热．但还不是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正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上班后不久,接到武汉市文管会蓝慰同志的一个电话,说黎元洪的墓已被红卫兵炸开了,请省博物馆派人去清理。当时武汉市没有博物馆,没有考古所,也没有搞考古的专业人员,文管会仅蓝慰先生一人分管文物工作,他虽然是考古行家,但毕竟只有一人。     

我叫"活着欢"(六)

1963年7月我接到调令，8月离开我工作了四年的“四业中”，正式成为武汉市说唱团演员。     

驻村扶贫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正算算时间,我从事精准扶贫工作已经3年多了。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进驻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和绿化村里的每一天,我都用心记下当天的所见、所感,我把这些当作对生活的一种回馈、工作的一种激励、生命的一种尝试。在这里,我认识的不仅是街干部、村干部,更多的还是贫困户和村民,如今走在绿化村的田间地头,总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一)2015年,全市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市驻村扶贫攻坚工作队组派工作的通知精神,经     

毛主席接见交易街街长

1953年春节。毛主席视察武汉的时候．我在汉口交易街任街长。2月19日上午8时,毛主席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派人到汉口交易街（后来并入了大智街）找到我。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为什么选择心理学

我当时就下决心．我今后从事的工作一定是要研究人的．但是又不会站在人群中间挨打,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的这个目标已经完美地实现了。     

政协委员风采

<正>张明智,1943年5月生,湖北孝感人。国家一级演员。第八、九、十届武汉市政协委员。1954年起,张明智拜著名大鼓艺人陈谦闻为师,学唱湖北大鼓。1959年考入武汉市说唱团从事湖北大鼓的演唱。1970年下放干校劳动。1980年后任武汉市说唱团演员。曾任武汉市     

江岸区第一任女区委书记

江岸区原为武汉市第四区,于1950年7月成立．苏韦任中共武汉市第四区区委书记。1952年7月,原武汉市第五区（市郊区）撤销,一部分地区并人到武汉市第四区．并改名为武汉市江岸区（下称江岸区）,苏韦仍继任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区委书记。当时,各区更名的还有：原武汉市第一区更名为武汉市武昌区,原武汉市第二区更名为武汉市研口区,原武汉市第三区更名为武汉市江汉区……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回忆当年对台宣传工作

接受新的任务 1973年4月初,我从鄂南的武汉市蒲圻（今赤壁市）赵李桥“五七”干校调到武汉市委组织部工作。1975年5月末,我又从市委组织部调到武汉市政协秘书处任职。     

三条老街感受新旧拉萨

从1961年11月6日到1985年9月．我有幸在“日光城”拉萨生活和工作了24年。我在这里从事着群众文化和历史、民俗考察．因此有条件也有机会．了解那些密如蛛网般的古老街道．还有矗立在街道两侧的藏式碉楼．以及那些发生在老房子、老街区里的民俗掌故。那些老街和老房子．有的有成百年的历史．更有的甚至有上千年的历史。     

友好商场改名武汉商场的琐忆

1956年,在当时的汉口解放大道中段（时称铁路外）,搭建了一间营业面积仅为250平方米的武汉市百货公司试验商店,它就是武汉商场的前身。1957年5月,经武汉市一商业局倡议,决定在原试验商店的基础上,建设一座综合性百货商场。1959年9月29日,商场建成正式开业。为纪念中苏友谊,它被命名为“友好商场”。与当时的武汉剧院、中苏友好宫、武汉饭店等．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1966年,友好商场为什么更名为武汉商场呢？我当时正在友好商场开展“四清”工作,对此段历史有所了解。     

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初入科技情报队伍 我是1978年7月调入武汉市科技情报处调研室的.在此之前,曾长期在电子工业系统机关和工厂工作,1976年年初借调到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搞微波能、太阳能等能源新技术推广.在那里,我同情报处的卓香枨、廖翠兰、孙维元等同志有接触,所以,当时任市科委副主任的吴官正安排我到科技情报处工作时,我是非常高兴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