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兼评姚瀛艇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问题的解答

姚瀛艇先生在1956年7月号新史學通訊的問题解答中認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動沒有按觸到最本質的問题,其所能發生的進步作用本来就是有限度的,而且又不能不依靠皇帝的支持來推行,变法的基礎是極不鞏固的。所以当神宗一死,蓓党执致,新法就被推翻。(2) 我認为这种提法是不够恰当的。因为,要解决農民与地主的矛盾,其本質問题就在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题,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封建社会繁荣時期的北宋根本不可能由地主階級提出能完全解决農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一“本質問題”的政綱,即使由革命的農民階級自己所提出的“等贫富、均贵贱”的平均主义口号也沒能真正解决這一本質問题。而且,任何階級社会中的任何改良政策虽然都不能解决那个社会中的本質問題,但卻不全是以失敗而告終,如姚先生所說的商鞅变法就是改良成功之一例。各个階級社会中统治階級所進行的改良政策之成败及持續与否决定於進行改良的这个階級的歷史地位、决定於当時改良派与保守派實力的对比。我們的任务就是揭示当時社会歷史的客观环境以及在社会矛盾运動的过程中改良派与盝嘏闪α康男らL,从而求得那个時期中改良政策失败或成功的原因,不对具体事物進行具体的分析,只是泛泛     

试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与蒋英杰同志商榷

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2期上蒋英杰文章《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别论》,在“深入分析变法的目的、王安石的言行、变法条文的主要打击对象”之后,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王安石变法代表大地主利益、以巩固封建皇权为出发点,既扼杀了工商业的发展,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对此,我们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1592—1598年日本豊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及其结局——兼对陆成侯先生“丰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结局”一文作初步商讨

新吏学通訊1956年6月号,刋载了陸成侯先生關于“豐臣秀吉之死与壬辰倭乱的結局”一文。这篇論文目的在說明兩个問题:即明史所载“至關白(豐臣秀吉)死,兵祸始休”和“平秀吉死,各倭俱有歸志”。是違反歷史事实的。無疑地,作者这样对舊史籍失實部份提出批判,恢復歷史原来的面目,这对于我们今后進一步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但与此同時,我还想提出一些補充和对陸先生論文中某些問题的意見以资商榷。     

關於“重點發掘”意見的商榷

"重點保護、重點發掘"的口号,作为今後文物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記得夏副所長在‘中國考古學的現狀’中,會提出今後努力的方向,即指出‘主動的研究工作,应該以新石器時代、殷代和西周为重點,尤其着重西周’。並且在文中接着又說明了为什麽把重點放在西周,末後还補述了‘这並不是說我們完全不理睬汉代及汉以後的考古材料’这一理由。一年多以來的文物保護工作現狀,据个人所知,是把重點放在洛陽、鄭州和西安等區。人員方面,也曾把華东文物工作队抽調一小部分人員去配合鄭州基建做好文物發掘工作,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容同志或許不能滿意上述的这样做法,因为在陈同志‘如何來正確的理解"重點發掘"的方針’一段文字叙述中,並没有理解到上述的‘重點發掘’的这种事实,而他所理解的却是‘工程進行中要遭致損坏的,就必須清理發掘,除此以外,虽然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这样立論,就不免令人有所迷惑,至少是我个人認識上發生了一个大的問題。这問題的關鍵在於‘虽然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因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个顯著的事实,像陝西咸陽國营西北第一棉織廠,在建廠時就曾破坏了古墓,廠中的五十六根柱脚下面都探出有墓穴。如果依陈容同志的‘正確的理解’,咸陽國营第一棉織廠的做法,豈不是非常正確嗎?陈容同志的所謂‘首先把这一条应該確定下來’的‘正確的理解’重點發掘方針,正是为考古而考古观點的体現,而没有認識到目前考古工作,同样要为基建服务的。因此,我們必須指出:如果依照陈容同志的思想体系去認識‘重點發掘’的方針進行發掘工作,把‘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而不致損坏者,都暫可不做’的話,这不僅損失了考古資料,而且直接对基建工程埋下了破坏的禍根。为了社会主义基本建設工程的基地加固,‘遺留在地下或掩盖在建築工程基礎下’的古墓,不但不能‘暫可不做’,而且应侭先去做。分出緩急次序,有計劃的去做。这是在‘重點發掘’的方針指導下,首先应該確定下來的。这样做是为工程服务的,否則,古墓掩盖於工程基礎之下,就是永远埋没了古代劳動人民的創造,減縮了歷史的証据。我很同意陈容同志提出的‘一切工作的方針任务的確定,首先应該是从我們國家的總任务出發,再結合我們本身工作情况經过考慮而提出’。我也同意‘我們的任务是配合基建清理發掘,因此,發掘的重點就該是从基建工程上考慮,是否必須清理發掘’。但我要補充一項:就是要配合工程重視重點地區的發掘工作。所謂重點地區,就是以那一地區的歷史条件为前提,結合已知的那一地區的地下埋藏的歷史文物情况而確定下來。重點地區如洛陽、鄭州、西安、長沙、寿縣……等地如有工程進行,就该多調人員去配合。配合目标:第一,清理古墓应服从工程進行速度为原則。第二,清理古墓以加固工程基地为原則。第三,以掌握重點材料为原則。貫澈‘重點發掘’的方針,必須按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結合墓之結構、大小,分出不同類型。地區和時代不同的相異類型的墓,一定要細做;地區或時代相同,類型不同者,也要細做;地區、時代、類型皆同的墓,即当粗則粗,当細則細了。因此,我除同意从發掘对象的適当約束來解决我們人力經費不足与任务繁重的矛盾外,还有一个重要問題,是如何挖掘潛在力量的問題。按目前考古人員的人數是配合不上繁重的工作的。但这里面是否有人力的浪費呢?截至目前为止,人力仍然是很分散,浪費人力現象在所难免。所謂‘人力浪費’,不僅是人員轉移工作对象,或有空暇为阻,就是每人工作对象都是田野考古,但不是真正的去配合基建工程,而去進行工程地區以外的發掘,都是一种嚴重浪費現象。为了貫澈‘重點保護、重點發掘’的方針,合理的統一使用人員,消滅人力浪費现象,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認真学習党的八大文件,为提高歷史教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而奋斗!

中國共産党第八次全國代表大会,是一个具有極其偉大歷史意义的大会。刘少奇同志在政治報告中首先指出:“從我們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十—年已經过去了。我們的祖國在这十一年內經歷了兩次有世界意义的偉大歷史事变。在一九四九年,我們党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動统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谌ツ晗掳肽旰徒衲晟习肽?我们党又領導人民取得了農業、手工業、资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勝利捎谡鈨纱蝿倮?我们國家的内外關系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所以这个大会不僅是我國數千年歷史發展的總結,而且是我國偉大社会主义事業的里程碑。在这个大会上,毛浑东同志的開幕詞,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員会所作的政治報告,周恩來同志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同志關於修改中國共産党党章的報告和中國共産党第八次全國代表大会關于政治報告的决議,对于党的活勤,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践,國际共産主义运動和工人运動,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等問题,都作了精     

练“说”功

怎样才能脱离稿子当着大家的面“说”好?我认为“夫战,勇气也”。我们要想做成功每一件事都要有勇气。战争是这样,“说”也如此。有的同学一站到讲台上,还没说依据,脸一红,头一低,胆怯了。“说”起来结结巴巴,茶壶里装饺子——有货倒不出。我在说的时候,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慌,鼓起勇气,然后讲下去,就能很顺畅的把自己想好的话说出来。     

略論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問題

为了在历史研究中更好地貫徹“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則,打破王朝体系編写人民的历史,已成为史学工作者普遍而正当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發展的規律和特点,正确处理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題。关于中国古代与中世纪史的界限划分,意見虽尚远未一致,但各院校基本上采取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編写教材尚不致發生多大困难。惟中国封建社会內部分期問題尚未展开论论,無論在分期标准或阶段划分上颇不一致,大有展开討論的必要。为了有助討論的开展,本文拟就封建社会內部分期問題發表几点極不成熟的意见。恳请同志們教正。一在分期的标准上尚存在分歧。有人主张以阶级斗爭的發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內部分期最重要的标志(1),有人主张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差异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2)。我赞同前一种意見。列宁說:“馬克思主义給我們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狀态中找出一条規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級斗爭論”(3)。阶級斗爭之所以是体現历史發展的基本綫索,是因为农民     

研讨中考审题策略

有这么一个故事：宋朝绘画之风盛行。宋子房做画院博士时,曾以“深山藏古寺”为题让考生作画。画作中有的着意表现“深山”,有的着意表现“古寺”。然而,束子房认为这些画作都很平庸,其原园就是不切题,因为最关键的“藏”字并没表现出来。那“藏”该如何表现呢？一考生是这样画的：苍郁的群山,代写语文教育论文中问露出庙里的半截旗杆,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直通到山下水涧边,有个小和尚正在担水。这样就把“深山藏古寺”之“藏”字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幅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真正抓住了“题眼”,即能集中传达旨趣的关键字——一“藏”。审题审得准、立意立得妙。作文如作画。作画要审题。作文更要审好题。审题,是作文的第一步。     

浅析如何转化中职语文教学中＂教＂与＂学＂之关系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教师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变观念,要让“以学生为主体”的口号变成现实,即“让课堂变为学堂”“教师教”到“学生主动学”,把传统的课堂变成一个学生自主,积极学习的场所,这样就达到我们教学的目的了。     

中世紀早期農民起义的性質

农民起义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級的最高斗爭形式。毛主席明确指出:“地主阶級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見,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性貭和作用,毛主席已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因此,要想了解封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規律,认识其各个集团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須以毛澤东思想为纲,深入地研究有关农民起义的一些問题。目前史学界对有关农民起义的爭論焦点之一,便是中世紀早期农民起义的性貭問題。据我所知,大体上有三派意見: 第一派意見,主张中世紀早期农民起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这个时候农民們并沒有提出反封     

“合纵连横”的历史背景怎样?对泰国连横政策的成功应该怎样理解?

战國“七雄”在戰國初年,由於互相牽制作用,处於均勢狀態,互相(?)(?)下敢輕意用兵,为了充实实力,達到國富兵强的目的,於是各國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結果,惟秦的商鞅变法得到成功,其他各國均先后失败?刂髡嘣谇氐玫酱_立,因而給地主經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途,秦的國勢爲之大振,秦的發展就經過了其他各國,因此秦就開始了以統一中國为目的的擴張战爭。秦要向外發展首先必须拔除河西要塞,因为河西不僅是魏的軍事重地也是魏的穀倉,河西屬魏秦就不能东進,因此秦就对魏展開了進攻。公元前三三○年秦敗魂,魏献河西之地以求和,次年秦渡河取魂汾陰(山西荣河縣)皮氏(山西河津)又次年夺取魏上郡十五縣,至此秦盡得河西与洛濱之地,黄河天險盡入秦手,魏趙的河东暴露在秦軍進攻之下,同時秦又可由函穀關出擊韓國,秦对三晉取得优势。     

必須在历史教学中把兩条路线的斗爭进行到底

有人說:“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史学界的同志們也进行了自我改造,大家都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今天我們史学工作者已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解放以來,我們党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进,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客观事实,谁要无视了这一事实,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是否“大家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了呢?是否“在今天我们史学工作者已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了呢?一年多来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双反交心、拔白旗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经过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所揭發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在     

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后预感到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曾呼喊过要“救国安邦”。但因为他的“发愤爱国”则始终和他那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安定国家内部局势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言行基本上未能跳出“君主”一家一姓的正统观念。在百日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呼喊要“救亡图存”,并有意识地做了不少提高人们民族意识的工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始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上并无多大作为。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逃往上海转香港,又离港赴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争取。不久,康有为赴加拿大,鼓吹“今日国势危急”“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为了争取光绪皇帝垂掌政权,康有为不仅运动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东山再起,而且还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抗衡。康有为、梁启超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复辟,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汉族地主阶级都已经与清朝满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政体的时候,康有为的希望只能是空想。因此,他高喊一阵子的改良主张,既失去了资产阶级的     

評价歷史人物必須从今天出發和用“六条标准”作尺度

历史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它是阶級斗爭的工具。为一定阶級服务的。因此,在阶級社会里,由于各个阶級的利益不同,所以也就有不同的史学,但那些都不能称得起科学,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論”里所说,“具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产生了科学的历史学。”因此,要学习研究历史,首先必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如实的反映历史,才能给历史以科学的結論。这一点没有异意,可是,在怎样运用上发生了爭論。首先,有人主张学习与研究历史应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当时出发,说这样才符合历史主义,才能給历史以正确評价。这点我与之相反。我认为評价历史人物或分析历史事件,出发点不是当时而是当今。它的整个过程应当是从今天出发看到历史人物所处的当时然后再回到今天。因为这是由历史学本身所决定的。历史学是阶級斗爭的工具,是为阶級斗爭服务的,具体到今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既然它要为社会主义服务,那就得从今天社会主义出发而不能从古代出发。出发点很重要,如果出发点就错了,走的道路没有不錯的。同时,不从今天出发就失掉了一个基础,究竟学习历史是干什么的,这个問題也就不好答复。假如要說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无产阶级政治是在今天呢,还是古代呢?服务的对象不了解。又怎能很好的为其服务呢?所以     

言之有序，写好事理说明文

<正>【教材原题】你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这几年来,你觉得周围的环境有了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以“我周围的环境”为话题,写一篇事理说明文,题目自拟,不少于600字。事理说明文是以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介绍科学道理为主的说明文,相比较事物说明文,它更加抽象,往往令同学们望而生畏。其实,只要把握以下三点,就可化难为易,写好事理说明文。一、审好题目,选择说明对象怎么选择呢？简单来说就是选自己熟悉和理解的事理来写。事理说明文相对于事物说明文来说,更加抽象和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对说明对象把握得深入透彻,不仅要知其然,     

阎锡山经商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阎锡山16岁。一天,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对儿子说:“万喜(阎锡山的乳名),你不要上学了,跟爹去学做生意吧。”阎锡山听了很高兴。这样,阎锡山便随父亲来到了他家在五台县城里开设的“吉庆昌”钱铺。 没过多久,阎锡山就把记账、印钱帖子、算利息、外出讨债、到“虎市”上打听行情等等做生意的手段,样样都学到了手。只有十七、八岁的阎锡山成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但好景不长,“吉庆昌”便因投机失败而赔了钱。原来用500吊老本开的     

充分挖掘教师“育人”的力量

应该说,教师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教书与育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教书是目的,育人是关键。韩愈在《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礼记》中也有云：“师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两者都将“育人”放在首要位置。我国近代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认为：“我们的教学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经师除了教学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如果只传授点文化科学知识,而忽视培养方向,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由此可见,身为教师,教书自然重要,但育人更重要。     

教孩子收获自信

儿子从小体弱多病, 因此被全家精心呵护着,成为一个懂事、听话、温顺的“乖”孩子,性格也由此变得内向、遇事不敢争先。特别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大方、活泼,有的在绘画上有特长,有的弹得一手好琴,小小年纪就考过了钢琴八级……我们心里着急,想通过培养儿子的特长来提高他的自信心,可儿子不感兴趣,怎么办呢?看来只有从日常生活入手,注意抓住一些机会鼓励他多参与其中。平时节假日,我们喜欢出去游玩,每看到优美的风景,总是要拿出照相机摄影留念。每当此时,儿子总是不愿意当风景的主角,而抢着帮我们拍照。这时,他爸爸也就不失时机地教他:这是快门,那是取景框……一开始儿子学拍照时掌握不住要领,把我们拍得不是头顶着天,就     

当孩子竞选班干失败后……

新学期,班里要选举班干部,小军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错,满以为竞选劳动委员可以当选,但结果却是落选了,他垂头丧气,一句话也不想说当你的孩子像小军一样面对失败,遭遇挫折时,你该怎么办呢? 不怜悯孩子“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小军哪也不差,怎么就那么倒霉,妈妈(爸爸)真替你感到难过。”这样同情、怜悯孩子只会     

才子苏曼殊为何欲刺康有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他创作的恋情小说以惆怅、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看似多愁善感的一介文士,一度曾想刺杀康有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于是,梁启超便试探性地与康有为商量道:“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