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乡村之眼

来自青海湖农场一分场的年轻小伙子张志钢摆弄着刚刚领到的摄像机说：“有一群普氏原羚就生活在我们农场的草场上,我平常监测巡护时就经常看到它们。我要拍一部我们农场的普氏原羚‘活字典’,哪怕最后没有人看这部片子,我为我自己拍,也要坚持拍下去!”这是发生在青海湖畔刚察县“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牧民影像纪录培训班第一课的场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让老百姓自己参与到自然保护中是我们的宗旨”。     

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

全国开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也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庐山会议下来我挨批斗,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     

商海浮沉录

我自下海经商以来,既放过顺风船,也撑过逆水舟,有苦也有甜.1951年农历正月,我出生于黄陂县塔耳岗乡山彭家湾.1962年,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至武湖农场.我长大成人,即在武湖粮棉油加工厂就业.1980年在机修车间主理机具操作.武湖农场是黄陂的粮仓和棉花囤.粮食、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县总产量的一成半和七成.我们厂独家经营粮、棉、油的加工任务,可以说是“风雨无忧,旱涝保收”.到了1983年,农场实行体制改革,经营权下放,我们厂随之萧条下来.厂里“开笼放雀”,让职工自谋生路.我有一位姓柳的表兄,是十堰市二汽设备修造厂的技师.通过他的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失去家园的根

地处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是祖国四大盆地之一,它曾将珍贵的原生状态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而后,人们突然发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柴达木盆地居然处处是宝,于是千军万马便开进这个“聚宝盆”,开发矿山,开垦农场,建立新的行政管理机构。我和我的同学们是70年代初从学校分配到柴达木的,     

旧物勾起的忆想

“迎着晨曦／披着露水／战天斗地在棉田／顶着白云／收进新棉／废寝忘食为革命”。 ——前两年搬家,整理东西,翻开在农场的旧笔记本,一首幼稚的小诗赫然在目,这是当年我作为连队通讯员的“作品”。知青的岁月刻骨铭心,知青的生活难以忘怀,知青的旧物勾起了我无尽的忆想!     

声音

“对我来说,周到体贴地接待那些有话要说的人很重要。但继续我自己的生活、保持生活平衡也很重要。”——美国总统布什对记者解释他为何避而不见守候在德克萨斯农场外的“反战母亲”辛迪·希恩。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吉拉的梦想

开园那天是2011年6月26日,吉拉他们一大车人唱着歌从拉萨赶到农场。她发表了一番感谢的开幕词,却让一贯外表强硬的自己哽咽哭泣。“我有这个梦想那么多年,突然,它就在这了”     

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

1951年,黄泛区农场建场时,我是场里的拖拉机驾驶员。1954年春天,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外国人。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的,也不是来参观学习的,而是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其中既有参加侵略战争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这些人组成了当时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随他们而来的有两名翻译人员,还有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徐文俊。徐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专门负责这些外国人的劳动改造,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     

开心农场

慧灵农场是一心独特的农庄,位于广州远郊的钟落潭镇茅岗村龟岭,占地17亩。由8名特殊的“大孩子”与菜农共同管理。现任场长张慧霞称,2008年,慧灵农场在全国率先引入“农场疗法”这个概念,新鲜的空气,轻忪的气氛,开放的环境,以此帮助智障人士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重新投入社会。     

设在宣城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实验基地

宣城茆市冲农场是辛亥革命前辈黄兴夫人徐宗汉在南京白下路创办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的实验基地,也是我国较早的寓教于农的社会救济性质的农场之一。     

1979年我在“六号”办公室

1979年春,我被抽调至安徽省庐江县委统战部“六号”办公室从事落实政策工作。1979年中央下发了6号文件,中心是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依据文件精神,县委成立了“六号”办公室。“六号”办公室的人员是县委从公安、民政、武装、法院、     

红宝书的记忆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随着文革的滚滚洪流,刚刚“升格”为九种人家庭的我,与同城小有名气的资产者之子I君被共同下放到苏北某农场一个被认为最革命的工区。     

关于续修农场志“社设置的探讨区篇＂

“社区”是在续志断限内农场新出现的事物,面临续志,许多农场对这一新生事物表现出或无所适从或处理不当,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以为农场续志在理论和观念上扫清障碍。     

全力，为健康

正(一)我是陈光明,江西鄱阳人,中共党员,现在是一晟(武汉)医学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来到江西省第一劳改农场(珠湖农场)工作,成为一名农场工作人员,拿着239元/月的工资。但初入社会的我年轻气盛,总想着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于是半年多后,我离开珠湖农场来到了浙江。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