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曾被假枪毙

<正>1966年8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就在这天的一大早,我被红卫兵从单身宿舍的床上拖了下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给挂了一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牌子。顿时如坠五里云中,脑海里立即闪出了几天前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狼狈相,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类。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胡风分子、诗人冀汸的女儿殷殷给我打电话,她说：“贾（植芳）伯伯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刚才。”我一下被吓住了,就在几天前,我刚去医院看望了他,进门只听见贾叔叔大声地说：“小莲,你怎么没有给我带水果来啊？”顿时引得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我所经历的反“五风”运动——记漯河商桥的反“五风”

1960年6月,郾城县与漯河市（县级）合并,我在团市委任副职。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市委第一书记于庆义。在市委礼堂传达省委禹县（今禹州市）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布置反“五风”工作（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简称“五风”）。     

六十年前的香港街头黑帮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江湖上很喜欢给那些好勇斗狠、行为出位的帮派分子冠以威猛的绰。号,例如至今还在古惑仔电影提及的“慈云山十三太保”,当时确有其人马存在。他们大部分郜和我稔熟（同是十四K兄弟）,慈云山是西九龙区依山而建的徙置区（即政府公屋）．比我们的九龙仔（大坑东）大得多。因是贫民区,同样是九反之地,马烟瘴气,成了黑帮的温床。十四K在该区控制了大部分的黄赌毒等勾当,因利乘便,吸收了很多青少年加入,也出了很多著名人物。     

忆唐生智派我游说樊钟秀参加反蒋战争

1929年冬,唐生智发动反蒋战争。为了扩大反蒋联合战线,唐生智派我（时任唐部参议）去联络樊钟秀共同起兵反蒋。唐之所以要派我去,一是我以前任陆军测量局局长时曾驻在开封,对河南情况比较熟悉;二是我认识一些豫西大寨子里的当家（即占山为王的杆众首领）,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和帮助。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正"文革"中受批斗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红皮白心

在同国民党蒋政权作斗争的年代,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或虽未入党但反蒋的革命者）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做地下工作。这种同志大都被喻为“白皮红心”———表皮是白（国民党）的,内心却是红（共产党）的。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不低于（有的甚至超过）一名参加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贡献。许多十分重要的情报,都由他们传出。我认识的老作家黄秋耘就干过这种工作。当年我在学校读书,谁谁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必需撤退,就是由打入国民党省政府的同志（我一直想感谢他们却不知他们是谁）提供的。与此同时,当然也有国民党人冒充革命者的“红…     

参议员分到遣散费

前段时间,我回到广西平甫县马练公社探亲,发现当地买卖婚姻十分严重。我有个同学结婚,花费十分惊人。结婚前经媒人介绍,第一次和女方在街上会面（女方有六人随同）,单招待吃饭和给客人送东西,就花了近40元。过几天,女方又到男方看房屋（随同三人）,住了三天,每餐鱼肉或鸡鸭相待,又花40多元。这以后,给女方买衣服（衣服十套、鞋六双、毛线衣一件）及日常用品花了220多元。     

怀念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先生（1882--1982）,浙江嵊县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先父先母裘绍（继美）、尹维峻,和马老很早相识,从而我也很早同马老往来,并且于解放前的1946—1948年夏,我和马老一起在杭州有一段共同从事反蒋、反内战斗争的经历。     

古汝村从濒临灭绝走向新生

政府向农民发放种粮陈宗烈摄多庆湖有多深,古汝的灾难就有多深;“曲辛”英雄流了多少血,古汝人民就流了多少泪。东方升起的金太阳,是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这是亚东县堆纳区多庆乡古汝村翻身农奴在“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以下简称“三反双减”）运动取得胜利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共亚东县委派出由我担任队长的十人工作队,进驻堆纳区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为了使运动健康发展,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我和其他三位同志进驻多庆乡古汝村蹲点。遵照县委指示,我们进村后立即挨门挨户进行访…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续）

来自郑州劳工的回忆 郭忠义的回忆 我叫郭忠义,密县（今新密市）袁庄乡柳前寺村人,今年77岁。民国31年（1942年）,我同父母和妹妹一起逃荒到山西省平陆县。当时我17岁,妹妹也只有15岁。在那里刚刚待了两三个月,日本兵就把我抓走了,当时父母都非常地伤心。日军先把我抓到蒲州城。在蒲州住了几天,又将我送到运城。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续）

来自平顶山劳工的回忆 王德林的回忆 我叫王德林,现住在平顶山上张庄村,今年81岁了。 民国32年（1943年）的农历十一月份,老母亲外出讨饭,多天未回,我就外出找母亲。     

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一）1966年初春,我正在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市万州区）一所中学念高三,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我们已进入复习迎考的冲刺阶段。当时,全社会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巨大变化。神州大地,雷鸣电闪,但我和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缺乏政治敏感,全然没有理会社会上的巨大变化,仍然一门心思地想着高考。时间到了5月,高考进入倒计时。就在过两天就要填报高考志愿的一天上午（那时是先填报志愿,后进行高考）,班主任走进教室,宣读了一则国务院关于高考延期半年的消息。延考的决定一公布,学生们来不及细想,便纷纷扔下书本,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陈伯华回忆录（十九）

浩劫没有使我绝望（下） 一天，有位好心的梨园姐妹惶恐地跑到厕所来，一见我就吁了一口气说：“怎么，伯华，你还没有死？外面都风传你自杀了。”我笑了笑，说道：“好姐妹，你应该相信我，我是不会轻易自杀的。要死，早几十年我就该寻死的，现在，就是被整死，我也不会自杀的，我要活着登台演出呢!”     

一张60年前照片引起的回忆

60年前,举国上下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一天（9月3日）,父亲宋成志带着我和弟弟（汝正）,到家乡浙江临海当时最有名的照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照相前几天,父亲对我们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故事,我们都很开心,父亲就说：过几天带你们去拍照,照相时也要这样笑。我牢牢地记住了。可是到了照相馆,看到许多陌生人看着我们拍照,摄影师一个劲地说：笑!笑!觉得又紧张又难为情,怎么也笑不起来。     

我参加修建红旗渠的经历

1936年,我出生在林县（今林州市）姚村镇李家岗村。林县是个严重缺水的山区穷县,土薄石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 记得我六七岁时,父亲在山西当铁匠,母亲整天在地里辛勤劳作。有一次,母亲给人家纺了八天棉花,挣了半升谷子。她说：“千万别吃,留着当谷种吧。”谁知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抢走了这半升谷子,还把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     

一次难忘的演出

1953年8月5日,一辆吉普汽车开到我师父欧少久家（当时他住在富水北路）,接走了师父和师姐海棠（后更名：丁薇）。夜深了,师父和师姐回来,我才知道他们今天是去花溪给贺老总演出了。我非常羡慕。师父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你的‘活’还不行（指节目演出质量）,下次一定带你去!”是呀,我是1953年7月27日拜师,第一次登台是8月1日,我才上台几天啦？     

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室初期的回忆

早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的一周前（即1980年6月24日）,我就按照通知的要求,由山东来北京报到。我来北京之前,是曲阜师范学院（随后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当时,学校的领导人是赵志浩（后来担任山东省省长、省委书记）,他认为我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最初不同意我调出学校。但因为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正式调令,他和学校的诸位领导以大局为重,也就欣然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