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临洋河江”说质疑——对贵州南、北盘江的实地考察

战国至西汉时期“夜郎”的地理方位,是在关于夜郎的讨论中,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之一。论者多以《史记》中“夜郎者,临牂牁江”,“浮船牂牁江”的记载为主要依据,从夜郎与牂牁江在地理位置上的关系,推断夜郎的地理方位。由于除《史记》而外,如《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南夷传》系抄《史记·西南     

滇黔古道与茶马古道

正滇黔古道是西南古道的另一分支,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番阳令唐蒙上书汉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采纳了这一从侧翼攻击南越的计策,并派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唐蒙出使不仅成功地在夜郎之地设置了犍为郡,还"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牂牁江即红水河上源之一北盘江,江水源于贵州,流入广西,唐蒙自僰道将道     

"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

“择其吉金”是春秋中晚期流行于楚国的金文辞例,春秋晚期传播至楚系国家以及吴、越等国。“择其吉金”与另一辞例“用其吉金”关系密切,它们最初可能都是起源于周文化中心区域,而后在豫南鄂北地区流行,并同时为楚国青铜器铭文所采用。这一文化现象说明,早期楚文化因素的形成并非只是通过楚国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一个区域来完成的,而这个区域应当在豫南鄂北。     

古牂牁讨论述评

一牂牁是贵州古代史研究中,继鬼方之后,争论较多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牂牁”一词,最早于《管子·小匡》,与吴、越、巴、荆、(瓜长)、不庾、雕题、黑齿等词并列,谓为齐桓公首霸时,南方闻风拱向之国。但因《管子》一书,每多后人依托,《小匡》上举各词,是否后人附会,且上举各词或为国名,或为族称,或为地望,本无统一含义。故“牂牁”是否为一南方古国,历来并无人提及。及至清道光前后,我省学人独山莫与俦、遵义郑子尹,及宦黔之邹汉勋氏,分别负责编纂都匀、遵义、安顺三府志时,才引据《小匡》条文,认定“牂牁”为     

江西泰和井冈山机场西晋墓的发掘

泰和县地处赣中南,赣江穿越县境中部,历史悠久。春秋、战国先属吴、越,后属楚,秦、汉属庐陵县地,东汉末庐陵升为郡,为庐陵郡治,隋开皇十一年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更名泰和,其名自此始。     

《太平寰宇记》点校献疑一则

<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寰宇记》卷122《江南西道二十》下"充州"条称:"充州,故夜郎侯邑,牂牁都尉居之,属牂牁南中八郡,悉夜郎之西垂,去郡四百里,是司马相如所开之处。"(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32页,后引版本同)此处"属牂牁南中八郡"的句读方式,乍看无误,实则语意颇难理解。充州本是唐代武德三年时析牂牁蛮别部所置,南中则是汉晋间形成的一个地理泛称,《三国志·李恢传》裴松之注     

夜郎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石

人们习惯以夜郎指代早期贵州,而夜郎文化则是早期贵州文化。探本溯源,尽管受制于一定的条件,夜郎被视为一片神秘领地,但其文化毕竟是基础性的。学界对于夜郎的见解歧义纷陈,这里,笔者拟对夜郎的民族文化作些探讨。两个阶段的划分夜郎探秘,先要正名。夜郎时期的贵州居民主要是古越族人。“夜”是古越语中的“人”,“郎”是古越语中古越人自称即“骆”的语音讹变,联系越来,夜郎是“骆”人的称谓,将骆人译写出来,就是夜郎。（参见朱俊明《夜郎史稿》）古越人为何要自称“骆”呢？这与他们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骆”指南方越…     

先秦时期珠江文化的土著性和兼容性

珠江流域自距今一万年起出现陶器,至秦以前,主要的炊器圜底釜,与中原地区的主要炊器鬲有很大区别,在这段时间的考古文化主要是陶釜(炊具)与石斧(工具),圜底陶釜流行了整个先秦时期(出现陶器起),至汉代才演变为圜平底、平底。圜底釜一度成为先秦越人的标志,如太湖、钱塘江水系的越人炊器也以釜为特点,这与岭南越人的传统是一致的,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在春秋早期突然以釜取代了鬲,被认为是越人进入并使之越化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百越族最具传统的文化特征一釜文化,这是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鬲文化”最主要的区别。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贵州建置沿革

贵州及其附近地区,在夏代以前称赤水。为《夏书·禹贡》荆州西南裔(贵州东部地区)和梁州东南裔(贵州中部及西北部)的荒服地区。殷商时称鬼方。春秋战国时为牂牁、夜郎、且兰、漏卧、句町、靡莫等国地。并为楚黔中郡,秦黔中郡(秦占楚地),同时也有百越、百濮人所占地区。秦朝时为黔中郡、象郡地,并有且兰、夜郎等国在郡中。汉时,为武陵郡、犍为郡、牂牁郡地,并有夜郎、句町等小国在郡中(对上称县)。后为牂牁、兴古、夜     

“朱方”辩

朱方,春秋时曾一度是吴邑。在《左传》中,“朱方”这一地名出现过三次。其一,《左传·襄公廿八年》记载:齐庆封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其二,《左传·昭公四年》云:“秋七月,楚子以诸候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其三,《左传·昭公四年》曰:“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史记》则载五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楚灵王三年“夏,合诸侯宋地,盟。伐吴朱方,诛庆封。冬,报我,取三城。”《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余祭三年,齐相     

关于夜郎文化的多元性

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对“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及概念,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区分地方历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强调从不同的学科和方向全面立体地来研究分析该文化。     

运用“夜郎王印”打造文化镇宁

打造贵州大夜郎文化圈 云南香格里拉品牌的成功打造和推出值得我们镇宁县的学习。当时的迪庆,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而云南省借用一个美丽的传说——香格里拉,成功地融合在迪庆的身上,经过传播推广之后,成就了迪庆的辉煌篇章。镇宁夜郎文化品牌的塑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公共关系品牌塑造的角度来看,努力做好,让人知晓,一个以夜郎为中心的大夜郎文化旅游品牌正呼之欲出。镇宁县委、县政府在打好夜郎文化牌的同时,应集中精力打造一个以镇宁为主体中心的贵州“大夜郎文化圈”,创建一座夜郎文化展览馆（我可以代为招商引资）,让省内外的游客来到贵州,想要感受夜郎文化时不再无所适从。     

西施辨

近读龚维英和白耀天两先生论西施的大作,深受教益.但文中言西施为子虚乌有之人,恐不甚确切,故成此小文,向二位先生和学界同仁求教.西施,又称西子,是春秋末期越国诸暨一普通女子,出身寒微,但容貌非凡,(?)冠世,《慎子》载:“毛嫱、西施,天下之(?)也”(?).《韩非子·显学》也有:“故善毛(?),西施之(?)”之类记载,对其赞美之辞屡见于先秦书中.甚至由西施还引出“东施效颦”的(?)来历.历史上是否实有西施其人,值得一辨.论者曰:先秦和西汉典籍中,“凡言及西施的,她的生活年代均十分模糊;凡叙写吴、越史事的,也未把西施和吴、越的战争与兴亡拉上关     

试论吴越青铜兵器

试论吴越青铜兵器●肖梦龙吴、越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两颗明珠,具有着多方面的特点。以“吴戈越剑”为代表的青铜兵器铸造,就是其突出一项。吴、越青铜兵器的质精物美,在当时就已驰名列国。但是,对于吴、越兵器的研究,目前仍是一个非常薄弱的课题,这主要因为各...     

驰义侯未率夜郎兵沿牂牁江下番禺——与古潭江说、蒙江说、红水河说论者商榷

对班固《汉书》卷九十五所说述唐蒙向汉武帝上书“窃闻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的史料,史学工作者有不同理解;又对该书卷十一&;#183;传五记述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片羊舸江,咸会番禺”也有不同理解。在此问题上,历代史学界众说纷纭,孰是孰非,值得商讨。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与史学者商榷。     

中华寿文化之清代织绣

《尚书·洪范》有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以实现“五福”为生活的最高境界,“五福”合起来构成幸福美满的人生,“五福”中“寿”乃基础,“寿”是“五福”之首。祈盼长寿是人类普遍心理,是人类美好愿望。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寿文化,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寿文化有着漫长的产生、发展、演变历程,其内涵被不断拓展和丰富。     

吴、越“断发文身”习俗探索

丹徒大港背山顶春秋时期吴王余昧墓中出土一件鸠杖,青铜杖首上立一鸠,枝镦的末端有一裸身跪坐的人像,其胸、背、臀部和腿部皆刻划花纹(见本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类似的铜杖镦也出现于谏壁青龙山春秋大墓中.背山顶墓中一件青铜悬鼓的环座上还铸有四个跪坐的人像,额前短发,身上也满刻花纹.这些对研究古吴、越人的“断发文身”习俗有极大意义.历来文献记戴,吴、越地区的土著居民流行“断发文身”的风俗.《论衡·四讳篇》云:“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夏禹时期吴地称为“裸国”,《风俗通义》曰:“裸国,今吴郡也,被发文身,裸以为饰”.     

从吴、越立国看由酋邦向国家的转变

吴国的建立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据文献记载吴君自太伯至寿梦共有19世,但除了世系以外其它的一无所知.这一段历史长达500年,与它相对应的考古遗存是湖熟文化和土墩墓,但是无论依据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难以证明这一时期吴人已经建立了国家.关于越人的文献资料比吴人更少.我们只知道越人始祖无余可能是夏少康之后裔,以后传了三十余代连世系也搞不清楚,“历殷到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允常与阖闾同时,已是春秋末期了.这一段没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算来约有1300年,与它相对应的考古遗存是马桥     

从有铭吴越青铜器看吴越与晋的文化交流——兼谈春秋时期晋国和越国在争霸斗争中的策略

山西和河南辉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领土,从晚清同治年间以来,境内屡屡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是当时晋国实行联吴制楚策略,吴晋两国多年友好的物证;绍兴曾是越国都城,城南的狗头山曾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配儿钩,是越国被吴战败后,实行“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策略,最终灭吴的物证。越灭吴后,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晋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礼器、乐器、车马器、农具、工具、兵器、纹饰、服饰、钱币、铭文等12个方面“,大同”中还存在不少“小异”,有些差异还比较明显。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有以下8个方面的原因:(1)晋与吴越的宗法奴隶制成熟程度不同;(2)两地的陶瓷手工业发达程度不同;(3)两地对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重视程度不同;(4)战国中晚期二地对冶铁业普及推广程度不同;(5)两地对兵器生产的重视程度不同;(6)两地的地形地貌不同;(7)两地的气候环境不同;(8)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