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涿州时氏家族婚姻与政治

涿州时氏家族兴起于辽朝末期,随后该家族的代表时立爱降金,并以军功奠定了该家族在金朝的地位,使该家族成为金朝汉族世家大族之一。但随着该家族联姻对象地位的降低或家族成员的除名,以及家族成员仕宦的不显,该家族随之走向了衰败。     

卫泾与宋代昆山的卫氏家族

士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士人所在家族组织的沉浮,普遍的出现在学者研究的视线之内,士人家族无疑为当时社会之重要组成体,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选择南宋文集《后乐集》作者卫泾及其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卫泾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其家族所在地有较强的实力和知名度,对其活动的记载也较多;上层党派政争对其家族沉浮影响不大,其家族发展较为成功;其数代家族成员的兴衰沉浮,使我们有可能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沉浮研究有所填补。     

福州三坊七巷中林家与沈家联姻现象的研究

文峰林氏家族和武林沈氏家族是福州三坊七巷的两个知名家族。这两个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世代联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两大家族的联姻,不仅提升了家族凝聚力,也对福州地方区域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都有影响。     

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

沂水刘南宅族谱里收录了较多家族神话,作为族群记忆延续至今,对刘氏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深远。这些家族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流传,与刘氏先祖的早期历史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它既是对易代之际家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局的应对之举,也是时代宗教文化现象和士人生活、文化惯习的直接反映。通过家族神话,刘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易代之际"移民""贰臣""父子殊途"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困局,树立了刘应宾及其支脉在家族内外的政治权威,在其家族对当地进行文化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研究综述

本文对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总结,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在清代蒙古族文学汉文文献整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研究三个方面。成果虽丰,但从总体来看,笔者认为还可在对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游记文学、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文论及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文学接受等方面作深入研究,进一步挖掘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的价值。     

《歧路灯》的家族传承危机与礼法重建期待

清中叶李绿园的家族小说《歧路灯》借谭氏家族命运反映了传统的家族文化与礼法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寄寓了父辈对于家族传承危机的忧思,并且形象展现了家风恢复、礼法重建对家族传承的疗救意义。小说尤其突出家谱、家法祖训、祠堂主礼石、修坟祭祖等实物及仪式,以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着礼法在家庭、家族中的重要地位。     

从东平吕氏家族看辽金时期的社会变迁

东平吕氏是金朝世家大族的重要代表,该家族兴起于辽末,仕金后逐步壮大,且家族成员多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品至九品,甚至还有人拥有爵位,特别是该家族通过与其他世家大族间的不断通婚,扩大了家族的声望,使家族成为辽金时期汉人世家大族的代表。     

苏轼与王遹诗文考

北宋时期,祖籍河北栾城的眉山苏氏家族与临城王氏家族世代联姻,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本文从所见诗文中,再对苏轼与王遹的师生情谊略作考证,以对进一步了解苏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有所裨益。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从地方志与谱牒看玉林客家人的源流——兼以玉林朱砂垌黄氏家族为个案

根据文献对明清之前广西移民简史以及地方志对玉林地区客家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的剖析,考察其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并分析保留至今的家族围龙屋和祠堂与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以族谱、围龙屋和祠堂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白居易家族婚姻考论

本文将白居易家族相关人员的新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厘清白氏家族与杨氏、皇甫氏、张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并认为白居易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有重文学传统、重进士科第、在政治上隶属牛党的特点。     

墓志所见北魏初至北齐末渤海封懿家族兴替探微

北魏初至北齐末,河北士族渤海封懿家族政治社会地位起伏跌宕。具体来说,北魏初,封懿家族家声不显。至中后期,封魔奴、封回父子值逢机遇,其家族渐趋上层。北齐初中期,封隆之与其子忠心奉事高欢,使家族挤身于勋贵阶层。然至北齐后主时,封懿家族因统治阶层复杂的内部政治斗争,加之家族自身原因,最终衰败。北魏初至北齐末,封懿家族的兴替也反映出北魏、东魏、北齐三朝的政治社会状况。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衣冠簪缨的兴衰之路——以南昌干氏家族房产契约为例

房产契约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产权确立及移转过程中形成的凭证性文书。南昌干氏家族作为清代初期通过科举兴起的簪缨之家,在兴盛阶段建造豪华府第,形成著名的"干家大屋"。但是,当家族中的精英凋零之后,干氏家族也开始衰败,靠变卖房产度日。随着晚清和民国时局的变动,干氏家族最终将庞大的房产售卖殆尽,家族也随之彻底沦落。     

四大德本——西藏近代史上的四大家庭

过去,三大领主是西藏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其中四大德本即四大家族最为著名：现在人们谈论四大家族时,常常误把大贵族夏札家族和帕拉家族说成四大家族的成员。当然,夏札家族和帕拉家族在旧西藏的漫长历史上有过显赫的地位,但还算不上四大家族。而这四大家族分别是格喜大家族、夺卡大家族、吞巴大家族和桑珠颇章大家族。     

三峡地区秦汉时期家族墓初探

一、秦汉时期家族墓的一般情况关于家族墓的含义,可以徐苹芳先生的看法为代表:秦汉以来,随着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族葬墓地逐渐消失和改变,代之而起的是家族葬。在一个大墓地中,出现了若干不同姓氏的、以家族为单位的茔域。家族墓在古代文献中往往称塚(冢)次、先     

少数民族家族教育浅析

家族对中国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通常所谓的家族指的是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其内部格局言,家族组织分部明显不平衡。一般认为,南方尤其是东南一带家族组织较为发达,数量也较多,而北方家族组织则较弱,数量也有限,以致认为“北方无家族”。     

中国内地秦汉家族法研究百年综述

秦汉家族法是用来调整家族内各成员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刑法、民法等,作为法学的分支,家族法既是国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是国家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家族法为国法所承认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国法与家族法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试论北宋相州韩氏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与丧葬理念

宋代族葬之风盛行,家族墓地是家族丧葬理念及其礼制特点的集中体现。本文结合考古与文献材料,以北宋相州韩氏家族为例,对其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及丧葬理念进行初步探讨。指出韩氏家族在北宋时期以"五音姓利说"规划墓地,集中埋葬家族成员,但墓葬位穴之间的尊卑关系又与文献所记载的五音墓地有所出入。     

概念史视域下的家族与宗族

家族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众多学者笔下的家族与宗族关系却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宗族,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于宗族,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关系复杂没必要区分。鉴于概念史近些年来在国内的兴起,笔者认为对家族与宗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