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任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金山伯的荣耀——近代江门五邑侨汇展”策展记

<正>2015年8月25日,"金山伯的荣耀——近代江门五邑侨汇展"在北京的中国钱币博物馆开展,展期2个月。此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及文物图片400余幅,侨汇历史文物近百件,涵盖近代江门五邑侨汇的历史、运作和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向观众展示了五邑侨汇独特的文化内涵和重要价值,展现了其连接华侨与家庭、家乡、国家的纽带作用,弘扬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展览缘起和选题"五邑"是广东江门所辖的新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

1949— 1 966年间 ,侨汇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侨汇既是国内近千万侨眷主要或次要的生活来源 ,也是国外广大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 ,在“文革”前 ,争取侨汇工作不仅被认为是我国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侨汇工作还对我国侨务政策的演变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     

历史的细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 吸引华侨投资探微 ——以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成立和发展的过程,阐述了国家优待华侨投资的发展政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成为华侨投资的重地,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侨资企业。国家对华侨投资实行不同于国内资本家的优待政策,对华侨资金保本保息,从1955年成立到"文革"期间被撤销,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了7000多万侨资,投资企业80多项,运行平稳,为广东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保障了华侨的利益,但留下了未能同时"引智"的遗憾。改革开放后,政治稳定,思想解放,在引进侨资的同时也重视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引资"与"引智"并重,而且拓宽利用侨资的领域,利用市场调节和政策倾斜而非行政命令引导投资方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1950—1957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分析

论文梳理了1950—1957年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明显的阶段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与争取侨汇的目标相一致以及尽可能顾及华侨的利益和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华侨投资政策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华侨投资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予以探讨,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对当今华侨投资政策的启示。     

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内幕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学生有感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国民党集团为了“反共复国”,也极力劝诱侨生赴台升学,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积极介入华侨学生的升学问题,并使之染上一层浓厚的冷战色彩。本文主要依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美国政府的有关原始档案,分析美国政府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背景和动机及其制定的计划、采取的措施。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政策和措施对华侨学生的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遏制中国”的野心并未得逞。     

建国初期的华侨回国投资

组织华侨回国投资的方针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共同纲领》,它在建国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国际侨汇对收款国宏观经济安全的影响分析

论文在简要阐述了国际侨汇发展概况的基础上,着重围绕侨汇对宏观经济稳定、侨汇对国家信用评级的影响、侨汇对宏观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等方面,论述国际侨汇对收款国宏观经济安全的影响。认为侨汇具有保护和加强国家宏观经济安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缓解收款国的外汇约束、提升国家信用;构成其GDP的重要部分,增强其国家经济总体实力;在收款国遇到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军事冲突时,扮演经济安全"保险者"的角色,等等。同时,侨汇大量流入也可能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因此,在关注侨汇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其负面影响的研究,以积极防范由侨汇流动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论文采用1982-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侨汇收入的基本情况,重点就中国侨汇收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明显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在短期内较小程度地即时影响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单向因果关系。即侨汇收入虽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对移民汇款变化没有明显影响;侨汇收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时间滞后效应。论文还在建立并探索国家侨汇收入统计体系、着力推动和改进侨汇政策优化、加强对侨汇资源的管理和引导等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侨汇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略论近代厦门的华侨汇款及其作用

众所周知,近代华侨与家乡的联系在经济上主要是以汇款为纽带的。作为八闽门户的厦门,是福建华侨出入的重要港口,厦门又是福建侨汇的集散中心。据统计,1905—1937年全省侨汇的80—90%是在厦门集中或转汇。①那么,侨汇的存在,对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多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理过程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外商银行作为帝国主义在华金融势力的集中体现,其停闭成为历史必然。上海英资银行的清理过程比较复杂,从中国政府的策略来看,经历了从管理、利用到限制、清理的过程,而从英资银行角度而言,则有一个从观望到撤退的转变。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国家明确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列为社会发展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最终对英资银行采用了对价转让的清理方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     

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在西南大后方的投资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政府的吸引和爱国热情的激发之下,东南亚广大华侨积极回国投资支援大后方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对东南亚华侨在"大后方"投资的情况作了基本概述,对其投资的原因以及侨资企业的最后走向作了简单地探析,最后总结了其对"大后方"投资的意义。     

批信局研究新探——从政商关系视角的考察

论文剖析了批信局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关系,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活动是功利导向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华侨的经济力量。批信局联系起了侨汇、侨民和侨眷,而侨汇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侨民和侨眷的地位与侨汇相关。批信局与侨务委员会虽因侨相连,却因利而相关。批信局与邮政产生矛盾时,侨务委员会以保侨的名义介入,但其行动却以保汇为主要目的。名实不符使得侨务委员会不能为批信局提供稳定的保障。抗战爆发之后,重庆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因争取华侨经济力量而使得批信局与之关系密切,但汪伪政府侨务机构的压迫却让批信局经历了发展过程中的最低潮。从批信局与侨务委员会的政商关系考察政侨关系,可知民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是功利导向的。华侨尤其是中下层华侨及其背后的侨眷,背负着不可承受之重。A     

新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探索——以旅蒙华侨回国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50—195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长期旅居蒙古的华侨提出了回国的诉求，由此出现了中蒙两国间侨民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论文依据中蒙俄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建国初期中蒙围绕旅蒙华侨回国事宜往来交涉的历史过程，阐释了旅蒙华侨提出回国诉求的原因和中蒙双方各自的考虑以及最终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针对此事所涉双重国籍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讨论，并确立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若干原则。因此，此事的妥善解决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期探索，也为后续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