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施治:防疫方书与清代的疫情防控

抄录、编撰、刊印、传播、参阅防疫方书,是清代疫情期间常见的医疗实践活动。防疫方书的大量涌现是一次次疫病流行激发的结果,是疫情防控实践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染疫病人救治、防疫力量动员、防疫知识整合和普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作用,是相关人、事、物实现链接和互动的一种重要途径,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疫病、控制疫情、维护生命健康的一种"原动力"。相较于其他常见防疫举措,防疫方书深度参与到多种疫情防控实践中,实际构成了一种自发性、分散性、非制度性的疫病应对机制,具有成本低廉、传导性强、覆盖面广、溢出效应大等特征。     

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活动

正读报活动是中央苏区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深刻嵌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各项活动中,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深入群众、影响群众的重要方式。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读报活动,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社会动员,强化民众政治意识和进行工作指导。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中环境应急监测的作用分析

现如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为人们的生活质量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过度的开发、生产和排放严重破坏了原本的生态环境.此外,国家多个地区逐渐出现酸雨、雾霾等环境问题和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也为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而环境应急监测体系的构建对于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早消灭天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卫生防疫部门,充分团结发动广大的医药卫生从业人员,通过开展卫生宣教、大量培训种痘人员、实行种痘责任制、解决重点地区的防疫问题等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种痘运动。经过3年多的努力,完成了5亿余人的牛痘接种任务,迅速、有效地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种痘运动的开展不仅革除了群众中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不卫生种痘观念和一些陋俗,而且使党和政府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赞许,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新政府的政治认同。     

19世纪英国“因病致贫”论与公共卫生管理

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公共卫生环境日益恶化;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通过调查,认为卫生环境恶化导致疫病流行,不仅危害个体健康,进而可能引发贫困普及,出现道德崩坏、伦理失序和国力衰退等糟糕后果;建议国家必须全面彻底地介入公共卫生管理,改良环境卫生,保障民众身心健康与社会稳定繁荣,并将此作为中央政府赈济贫困的必备策略,以便匡扶社会公平与正义;这种“因病致贫”论将卫生、济贫与经济发展、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深刻影响了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构建,并为后续福利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福建卫生行政体系建设

民国时期,在政府的主导和探索下,福建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卫生行政体系,对社会公共卫生、医疗防疫及民众身心健康保障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卫生行政体系的建设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不少问题。考察这一时期福建卫生行政体系的建设情况对办好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有一定的启示。     

复杂性与现代性：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

对检疫这一源自西方并具有一定横暴性的“现代”防疫制度,晚清大多数官员和士绅精英,尽管对具体做法不无微词,但基本上还是将其视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国家现代化的爱国和进步之举;而民众往往由于自身的利益受损而心怀不满,甚至进行反抗。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观念的保守与进步,其实还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虽然检疫制度不无防疫的效用,但亦非以追求健康为唯一指针,同时也是种族、财产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将相关的举措强行推之于社会全体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利益和权力色彩。卫生检疫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主权、健康、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和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和剥夺的事实。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民国时期 ,最早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防疫机构首推中央防疫处 ,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 ,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情况下 ,被迫辗转迁徙 ,前后经历了坎坷的 3 0年。通过中央防疫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旧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对卫生防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成立缘起自古以来 ,我国就一直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 ,伴随着痛苦与恐慌 ,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1 91 0年 1 0月 ,东北爆发了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鼠疫流行 ,疫情沿铁路很快蔓延至直隶…     

精神牧园：花儿会的现代意义旨归

花儿会是花儿民众主体共同拥有和相互适应的主位语义场,与行政、商业、学术等外层话语体系构成的客位语义场相对而言,是由歌声、歌者、歌场三大元素即时组成的一种文化生态结构。花儿会所营构的文化空间,滋养和保持了生命的野性,调适了文化心理的健康平衡,使人找寻到终极精神归依,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块不可或缺的精神牧园。     

关于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代耕的几个问题

建国初期,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改善烈军属的生活,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黔东南地区积极开展代耕。代耕的原因、对象、形式和特点等都不同于以前,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建国初期黔东南农村地区的代耕问题及实效分析

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烈军属和退伍伤残军人,生产生活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黔东南地区各族群众采用各种办法普遍进行代耕。代耕工作的开展,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改善了代耕对象的生活,对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代日本的疫病与防治管理制度探析

日本自古便时有疫病流行,19世纪后,霍乱、鼠疫等输入型疫病进入日本,造成了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阻碍了近代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预防疫病发生、降低损失,控制疫情蔓延,日本政府在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医疗技术手段的同时,从法制化、程序化等管理体制层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此同时,日本在民众中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科学知识,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当今社会,疫病种类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以来形成的卫生防疫措施在诸多方面已经不能应对新的疫病危机,但是近代日本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过渡的做法,依然值得当代社会借鉴。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 ,导致 1 9—2 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 ;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 1 940年代以后 ,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 ,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 ,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在清末,民众面对瘟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还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在中外杂居地居民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但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作了铺垫。     

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

南京市解放初期,全面贯彻中央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根据中央卫生部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指示,稳步推进城市卫生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增强了南京市的卫生防疫力量.在卫生防疫机制运行中,南京市全面贯彻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理念,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切实提高城市的卫生防疫能力,在疫病防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卫生环境与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实践充分证明,全民动员是人类战胜疫病的重要武器,也是疫情防控的有效路径.     

东北民众的传统疫病应对方法探析

本文试探讨传统时期东北地区的民众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状况。分别从宗教、民俗、医学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民众疫病应对的观念及其合理性,以期更好的理解当今民众在国际性疾病流行过程中的心态,因势利导,引导民众更好的面对流行性疾病。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我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决定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社会主义的新疆地区的地方志,对于建设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