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后日本改宪思潮及影响

战后日本国宪法自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公布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期间，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由战败到复兴、重新崛起。现在，日本正以经济大国为依托，积极向政治大国迈进，成为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这部新宪法自诞生以来，日本国内各种势力围绕它的斗争，特别是关于“放弃战争”的第九条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且异常激烈。可以说，宪法第九条的历史，就是战后日本的政治史，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宪法的最大争论点，也是日本国宪法的最大特色。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     

日本改宪论升温

战后,“和平宪法”一直被视为日本的国策。正因为有“和平宪法”,日本才由战败到复兴、重新崛起。然而,“和平宪法”自诞生以来,日本国内各种势力围绕它的斗争,特别是关于“放弃战争”的第九条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且异常激烈。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呼声日渐高涨。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所致。 从国际上看,近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宪法第九条产生了两种互相抵触的影响。一是冷战结束后,和平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     

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编者按］本文是1997年7月于匈牙利布达佩期召开的第35届国际亚洲和北非学大会的交流论文,并引起美俄与会学者的关注。“历史的教训就在于不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肖伯纳一、日本的修宪与违宪今年是《日本国宪法》实施50周年。50年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修宪与护宪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宪法第9条,即“永远放弃战争”的条款。问题比较复杂。修宪有修宪的理由。自1952年结束占领状态后,日本已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至少名义上是如此。既然是主权国家,就应该有武装自卫权,不能依赖外国的军事保护。然而至今美国在日本的横须贺、…     

战后日本政府“解释改宪”历史过程评述

战后日本宪法因其第九条规定而被称为"和平宪法"。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解释改宪"的方式,不仅使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不保持战力"等限制,而且在军事实力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将以"专守防卫"为任的自卫队派往了海外。通过政府对宪法第九条进行的扩大解释,战后日本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偏离了和平宪法确立的和平主义宗旨与原则。     

吉田茂内阁对华政策的成因探析

吉田茂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二战以后曾五次担任首相,掌日本政坛帅印达七年之久,吉田茂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日本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从分析吉田内阁对华政策入,着重剖析其内外成因,了解和把握其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并试图对作为政治家的吉田茂和作为外交家的吉田茂的不同与关联进行探讨。     

九条会 能否阻止日本修宪?

日本出现的“九条会”热潮,无疑会对一心想修宪的日本政界产生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比起“修宪”势力来,还是非常弱小提到今天的日本政治,人们耳熟能详的是日本政客们层出不穷的“失言”和似乎已经无法阻止的社会的整体右转。但就是在这样不容乐观的氛围里,日本的9位平均年龄为76岁的文化界名人,2004年6月发起成立了“九条会”,要捍卫日本宪法第九条的神圣性。     

吉田茂与旧金山体制

吉田茂是日本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战后他曾五次组阁,时间共达七年又两个月之久。由于他对创建战后日本保守政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一直被日本国內外的学者认为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始祖。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八十年代苏联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由于苏联本身的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对外政策的要求,加上国际间经济上互相依存的深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日益重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经济呆滞与对策七十年代,苏联在“缓和”过程中,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和扩大对外影响的方法,使它成为一个能在军事、政治上同美国争霸的全球势力。它自己也承认在核武器方面,“大体上已达到同美国的均势。但是。同期的苏联经济却每况愈下,增长率日益下降,“九·五”和“十·五”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主要经济指标都没达到。造成这种情况     

吉田茂军备思想初探

如果以人物为线索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历程,那么,吉田茂作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则名列第一。他在战后初期长达七年零两个月的执政期间,为日本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在任期内,他制定和推行的一些方针、政策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日本政治、经济发展规定了走向,即后人所谓的“吉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

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日本和苏联开启了战略性接近的步伐，其标志就是1972—1973年举行的两次和平条约谈判。两国之间实现政治和解的最大障碍是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对国后、择捉两个大岛的处理。由于日本始终不愿放弃对相关岛屿的主权诉求，苏联拒绝了来自日方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以“剩余主权”为前提的“分阶段返还”，旨在获取“事实主权”的长期租赁协定，以及寻求第三方势力介入的“国际途径”。之后，随着国后、择捉两岛的军事战略价值越发受到重视，以及国内“资源保护派”等保守势力的抬头，加之对美欧外交的进展降低了拉拢日本的紧迫性，苏联又相继撤回了经济和人道层面的对日让步措施。至田中角荣访苏之际，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窗口实际上已经关闭。在冷战时期有关“北方四岛”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既能看到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对抗，又能看到日苏两国围绕战后秩序安排的修正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本对2001年4月3日由日本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获得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进而反映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表述和企图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试图对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章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着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不彻底、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这种趋势发生发展的相对无力的应对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国军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战争赔偿政策及其成因

战后,日本政府推行的内外有别、军民不同、官兵迥异即根据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和“贡献”大小予以差别对待的战争补偿政策,明显具有战争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影响,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内外有别的战争赔偿政策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靖国史观”等,是这一战争赔偿政策形成的思想根源;2.日本政要的右派构成和日本政权的保守性质,是这一战争赔偿政策形成的政治基础;3.部分日本国民持错误的战争史观,是这一战争赔偿政策形成的社会土壤;4.战后宽松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是这一战争赔偿政策形成的外部条件。     

第九届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关战后太平洋地区重建问题的讨论

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成立于1925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亚太地区民间团体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45年1月6-17日,第九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镇召开,来自中、英、加、美、澳、法、荷、印、韩、泰、菲十一国的代表讨论了战后对日本处置、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以及附属领地问题,这些讨论和研究为雅尔塔会议和渡茨坦会议创造了基础.由于太平洋学会会议不公布正式会议记录,这份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反映了中、美、英等主要国家代表对战后太平洋地区重建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日本天皇(The Throne)和财阀(The Zaibatsu)的处置意见,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远东秩序建立的相关背景,对于研究战后至今太平洋政治格局的建立与演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浅析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几个特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随着东欧巨变、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战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终结，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世界各主要国家加紧调整本国的内外政策。经济大国日本急欲利用冷战后“战略半径拓宽，外交空间增大”①的有利时机，摆脱“政治侏儒”的地位，成为政治大国。此时日本战后型外交路线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日本外交进人转型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外交决策呈现出集权化趋势 战后长期以来日本的外交决策实行的是…     

甲午战争与钓鱼岛争端的源起

中日钓鱼岛争端,源于甲午战争日本“窃岛”,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导致的直接结果。日本侵占钓鱼岛蓄谋已久,从甲午战前非法的秘密调查,到甲午战时的秘密“窃取”,再到甲午战后的所谓“更名”,其侵略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战后盟国追究德、日财阀战争责任的比较与反思——以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为例

德、日两国财阀在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德国财阀和军工企业主的战争责任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日本财阀战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日本财阀也在被“解散”后不久便得以“复活”,再次充当了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正由于二战中的日本军工企业,在战后逃避了为其战争中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惩处,成为导致日本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