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翮与《皖志列传稿》编纂

《皖志列传稿》是民国《安徽通志稿》的分册之一,以文笔老辣、剪裁得法,得到时人及后人的好评。编纂者金天翮为其时"吴江三杰"之一,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革,这部志稿是其晚年之作,是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总结,体现了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编纂思想。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贴黄制度

贴黄是古代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宋代公文贴黄制度的渊源、贴黄的类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     

一部勇于创新的断代史专著——读《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读了不久前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万绳楠同志著述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以下简称《论稿》),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书立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在体例和论述上都有所创新,与已有的魏晋南北朝史著作很是不同。《论稿》的出版,是我省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可喜成就,将有助于推进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和探讨。说《论稿》富于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体例上有鲜明的特色。《论稿》既不同于一般历史课本,又不同于专题论文集,而是以立论为宗旨,系统、全面地阐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无论哪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自然分册）编绘人员会议在济南召开

2009年9月18日,山东省史志办公室在济南召开《山东省历史地图集》（自然分册）编绘人员会议,部署“征求意见稿”审定与评议工作,省史志办副主任张敬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图组编绘人员参加了会议。《山东省历史地图集》（自然分册）共12个图组、106幅地图、18万余字、30余幅图片。会议对征求意见稿的审订评议作了具体部署。一是请各参编单位,     

对《呼兰县志》的几点认识

历经10几个寒暑之后,《呼兰县志》终于付梓面世了.《呼兰县志》是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指导下编纂成书的.对于这部志书的指导工作,从市志办的领导到具体负责指导的处室,都相当重视,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与呼兰县地方志办公室全体编纂人员同舟共济,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配合工作.《呼兰县志》出版后,在分享收获硕果喜悦的同时,作为第一批读者,又一次认真地阅读了《呼兰县志》,在阅读中回顾,在回顾中思考,既如释重负,又新添压力,有欣慰,也有遗憾,更有一些话想一吐为快.一般说,作为《呼兰县志》的指导工作人员对其说长道短并不一定很合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参与了编纂过程,审阅过《呼兰县志》的初审稿、复审稿、终审稿,将编纂过程与编纂人员的一些情况,介绍出来,更有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呼兰县志》、评价《呼兰县志》.     

文跻欧、曾，百代足式——张岳诗文代表作《小山类稿》点校出版

本着重介绍了古籍《小山类稿》作张岳生平、《小山类稿》版本情况及点校特色意义。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秦其明到河南考察指导工作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一行三人,于2005年6月21～25日来我省安阳、新乡等地考察、指导工作。6月22日,秦其明秘书长参加了由省史志办、省史志协会和安阳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安阳市志》评稿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安阳市志》续志稿的完成和评稿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谈

[编者按]经中央批准,历时20载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出版了。《国史稿》的出版,为进一步深化国史研究创造了条件。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国史稿》的政治意义、学术价值和写作过程,本刊从第5期起设置专栏,陆续刊发学习和宣传《国史稿》的文章,系统介绍《国史稿》的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内容、     

《宋会要辑稿》证误——《职官》七八宰辅罢免之部

《宋会要辑稿》可以称之为宋代史料的渊薮,研究宋太祖至宋宁宗这十三朝历史不可或缺。然而,“书经三写,鲁鱼帝虎”。现行的《宋会要辑稿》,经历了由《宋会要》编入《永乐大典》,又由《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过程,其间脱衍舛误,比比皆在。近年来,我在作《宋宰辅编年录校补》过程中,有机会较多地翻检了《宋会要辑稿》的《职官》部分。比勘群书,校出《宋会要辑稿》的一些讹误。《宋会要辑稿》中的脱衍舛误,虽多系传抄而生,固未可苛加指摘。然而,有关乎史实之误,则不可不正,以免贻误。这里列举出的三十余条,以宰辅罢免的时间讹误居     

试论南宋公文邮驿传递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传统公文邮驿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南宋建立后,新设立了"斥堠铺"和"摆铺"专门传递紧急军事公文,以适应宋金战时形势,并以"金字牌"等有色檄牌来区分递件的等级,同时又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公文邮驿传递法规——《金玉新书》。本文对南宋公文邮驿传递的新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形成,随之出现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变化使公文的数量大幅增加,公文的应用也更加普遍,成为政府机构之间传达政令、交换信息的最主要载体。从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简来看,秦时公文的分类详细、用语固定,不但设立了传送公文的专职机构——邮,为保障文书安全与准时的递达,还制订了规范文书传送的法律——《行书律》,并设有专门保管往来文书的机构——书府,说明秦的公文制度已经非常成熟。     

方志记载“民性”的思考

<正>新方志编修以来,对地方民性的记述基本上是忽略的,如何记好民性反映出特定的意义价值,目前没有很多很好的样本。在笔者所见市县续修的志书中,唯江苏《高淳县志(1986—2005)》（以下简称《高淳县志》）对民性作了记载。《泰兴市志（1988-2005）》稿（以下简称《泰兴市志》稿）,也曾在社会部类设二级标题,专门记述“民性”。但后来的评审称民性提法“生僻”、内容“敏感”、不少问题“难以说准确”,要求将其分解至“民风民俗”中记述,于是该志取消了原有的“民性”设置与记述。“民性”到底应不应该记、记什么、怎么记,引起笔者的思考。     

忠实的记录 不懈的探索——简评《陕西省志&#183;军事志&#183;政治工作篇》的编纂特色

《陕西省志&#183;军事志》,经过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同志八年的辛勤耕耘,终于付梓面世,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有幸参与了该志《概述》、《政治工作》等志稿的审读工作,获益匪浅。本文就该志政治工作篇的编纂特色作一点探讨,以求教于方志界同仁。     

调查考证宋代白马县的一些思考

调查考证宋代白马县的一些思考洗光位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９日,我和通志馆三位同志参加了南宁市郊区上尧乡友爱村村志的评稿会。。虽然近年来多次参加《广西通志》专志、市志、县志的评稿会,而参加村志评稿会还属第一次,感想很多,其中对村民祖籍记述与考证问题,更引起我...     

章太炎《祭孙公文》及跋文考

南京博物院收藏了章太炎先生《祭孙公文》手稿(见图).卷首为大篆书“祭孙公文”四字.祭文首与跋文尾均盖有章太炎印鉴.一方为白文“章炳麟”;一方为朱文“太炎”;手稿装裱成横幅,纵41、横102厘米.为50年代初吴县西山显庆寺移交而来.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病逝北京后,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先生亲笔撰写《祭孙公文》以示悼念,《祭孙公文》曾多次多处刊登.但文字有一些歧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章太炎手书《祭孙公文》手稿(简称“南博本”)其与章导先生在《辛亥革     

王鸣盛《尚书》学思维之转变——以《西庄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尚书后案·洪范》为观察中心

《尚书后案》为王鸣盛《尚书》学最重要之作,成书时间是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历时三十五年。然而从王氏所存稿中可知,乾隆三十年(1765)初刻四十卷本《西庄始存稿》,卷十九、二十之《洪范后案》应为《尚书后案》中《洪范》一篇之初稿。二者对比之下,互有异同。本文即取《始存稿·洪范后案》与《后案·洪范》进行比对,最显著之差异,一者除了知王氏作《后案》时比早年更坚定了汉学之立场;其次知《后案·洪范》中之意见,有得之于宋明儒处,但却有意不言出处,可见王氏《尚书》学思维之转变。     

《湖山小稿》正误

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吴廷翰集》为国内外学人研究吴廷翰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吴廷翰是明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安徽无为县人.他的著作在国内很少流传,而在日本却流传很广,影响深远.因此,出版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书中收有《吉斋漫录》、《(雍瓦)记》、《椟记》、《湖山小稿》、《文集》、《诗集》、《洞云清响》等.其中《湖山小稿》是编辑同志从吉林大学图书馆抄录的,容肇祖先生加了标点,对原稿中的俗、异体字和显误字编者又作了勘正,凡涉及文献校改,都用小注作了说明.可见编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我阅读《湖山小稿》,发现还有明显的错误,现逐一校勘以正误.     

加强修志语言表述的锤炼

王笃银在《山东史志》2011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修志过程中，发现语言表述同志书的性质和行文规定相悖的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原因，一方面，各承编单位在供稿过程中没能很好地驾驭材料，撰稿人平常写惯了工作总结和宣传报道，很容易将公文或新闻体等写作定式带到撰写志稿中。另一方面，编纂人员对志体文风理解肤浅，缺乏较高的锤炼文字的素质。     

志稿常见毛病例析

编纂志书要按照志书的功能特性、体例特征,以志书具有“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价值为标准选用入志材料,运用朴实、简练、流畅的语言全面、准确记述事物。初次编纂志稿者容易受到公文样式和其他文种的影响,志稿空话、大话、假话、套话、长话多,文学性、宣传性、公文性、广告性痕迹突出,滥用修辞手法和标点符号。笔者在审核、编辑志稿实践中,辑录归纳出志稿几种毛病,加以浅析,与编写志稿者同鉴。     

民国《厦门市志稿》评析

民国《厦门市志稿》填补了清道光十九年(1893年)之后厦门地方志的空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志稿存在着严重不足。如果对这些不足缺乏足够的认识,势必贻误读者,贻误后人。为此,有必要就民国《厦门市志稿》作一番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