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新格》并非制定于武德九年

1978年12月出版的《文史》第五辑,刊有《<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以下简称《年代考》),读后受益非浅;但也感到有令人不明瞭之处。如该文说:“在唐代二百八十九年(618——907)的统治期间,据现有的资料统计,从武德七年(624年)裴寂等撰《武德律令格式》始到大中五年(851年)张戣等撰《大中刑律统类》止,共修订了二十二部主要的法典。”并在该文注中据两《唐书·刑法志》列了一份唐代所编制的重要法典表。见本文附表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三反"运动中的"打虎"用语简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等。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泽东文稿》)中对这些运动有不同形式的反映,翻开《毛泽东文稿》第3册,“三反”运动期间有很多与“老虎”连在一起的名词、术语等,以下拟对有关提法略作简析。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简报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简报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研究和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     

试析郑玄《周礼注》中的“古文”与“故书”

本文通过考察郑玄《周礼注》中使用“古文”和“故书”类术语的全部用例,总结了这两个术语的具体使用形式,区分了二者的职能。认为前者应当是指比郑玄所见古文经《周礼》文字更早的文字写法,属于历时沟通字际关系术语;后者则是郑玄使用的沟通《周礼》不同版本用字的术语。同时文章还分析了两个术语各自的来源。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前,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就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     

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

一、什么是哲学 ?《方塔纳现代思想辞典》“哲学”条目撰稿人 ,时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当选人的安东尼·昆顿 (ＡｎｔｈｏｎｙＱｕｉｎｔｏｎ)写道 :“这是一个若用一个简单界说加以定义就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大概正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 ,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干脆不设“哲学”这个条目。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设这个条目 ,只是在“西方哲学史”条目之下设了“哲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子目。它说道 :“在各种各样的界说中 ,很难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种共同的因素或为‘哲学’找到某种中心含义 ,以…     

《古代法》中的法典运动

《古代法》是19世纪著名法学家梅因的代表作。可以说英国的“现代历史法学是随着这本书的出现而出生的”。该书旁证博引大量的古代法律资料,探究了与现代法律思想相对应的古代法律观念,说明了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古代法》在我国法学工作者中有很大影响。书中的很多结论直到今天仍为我国学者所论述或接受。但是,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论述的法典运动却一直被我国学者疏忽。笔者认为,梅因法律思想的最重要部分中应包括其关于法典运动的理论,本文试对此作一系统介绍与总结。一、“法典背后,存在着许多法律现象,     

再谈《汉穆拉比法典》

本文是我讨论“汉穆拉比法典”这一重要史料的第二篇。在第一篇《谈汉穆拉比法典结构的逻辑性》里,我仅说明了应如何从文章结构本身来理解汉穆拉比法典的内容。本篇的目的是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这篇史料所描述的古代社会的一个元素——个人。看一看汉     

平肩空首布“印”字考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①第400——405号著录的平肩空首布币,其面文作下引各形(第五形为反书)：(？)400(？)401(？)403(？)404(？)405原书未释。这个字右边的偏旁是屈膝弯腰的人形,可隶定为“卩”,左边则不知所从。这就是以往不能释读的症结所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缁衣》第1号简引《诗经》云：“仪型文王,万邦作(？)。”②这句话在郭店楚简《缁衣》中作“万邦作孚”,③传世本《诗经·大雅》作“万国作孚”。其中,上博简中相当于“孚”字的简文作下引之形：(？)《缁衣》第1号简这个字原书隶定为“(？)”。甲骨文、金文…     

主导书体论——对"在一件书法作品中繁简字不得相搀杂"的驳论

《书法报》2006．7．5第27期第4版摘登了2005．8．16《重庆政协报》的一篇文章,并且附了一方印蜕。文章说这方印的作者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误成了“重庆中国三陕博物馆”……。这恰恰是我案头拙文《学书学印散记》《未竟稿,暂名)中有关《字法》一节中所述诸事之一端。兹录拙见以求教于识者。一、辨“峡”《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山部确无“峡”字。但有一“陕”字在阜部(见中华书局以陈昌治刻本为底的1963年版《说文》305页上)：陕,隘也,从阜,夹声。铉曰,今俗从山,非是。侯夹切。(周注：楷书之后,峡已从山而不再一定从…     

皖中解放区究竟何时改称皖江解放区?

抗日战争中,“皖中”解放区何时和为什么改称“皖江”解放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一直未弄清楚,以致在党史、军史界编纂的涉及这块根据地的书籍、资料中,出现了“皖中”、“皖江”、“皖中(江)”等名称杂用现象。《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发表了《皖中根据地何时改称皖江根据地?》(以下简称《改称》)一文;《安徽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皖江根据地改称时间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些问题未能论述清楚。为此,笔者加以补充论证。     

萨拉米海战地点复议

萨拉米海战是著名的希波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这次海战不仅对古代希腊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海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国内的一些历史著作和辞书对这次海战的地点使用了“海湾”和“海峡”两种不同的地理术语,故常常引起读史者的混淆。例如,我国近年来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刘家和主编)、《世界史〈古代史〉》(崔连仲主编)以及《辞海》都称这次海战发生在“萨拉米海湾”,而《火与剑的海洋》(宋宜昌著)、《希波战争》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文化遗产”析义

“文化遗产”作为先人遗留的文化财产的指称,本是西方人首先使用的术语．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于文件并在1972年的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而为世界各国接受。国人普遍使用这一术语,则始于我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而成为公约缔约国之一的1985年。我国从此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和加强本国文化遗产的保护。     

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后的《晋律》直至《唐律》,不过是对《魏律》的继承和修补。《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是泛指汉律篇章之多,而非实指汉律只有九个篇章。从律、令的制定和文本演变的过程,以及律令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令”是对“律”的补充、修正和说明。这是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     

“主”字新考

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札记》“劾奏公文格式”条旁征博引,讨论了“即主”就是正犯、魁首之义(第2 83—2 84页)。我们认为,“主”在古代是一个典型的法制术语,其义相当于“诉讼案的当事人”,一类是被告,即今日所言“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另一类是“原告”,往往指受害者。首先是“被告(作案人)”之用例。《三国志·魏书·郭渊传》:“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太平广记》卷四七三引东阳关无疑《齐谐记》:“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宋郑克《折狱龟鉴·迹盗》:“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主名。…     

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不同作用没有进行具体分析,未予区别对待。《历史研究》1980年第四期发表徐祖根同志《试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一文,对此提出中肯正确的批评意见,并进而对平均主义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作用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提出有价值的见解。这是十分可喜     

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

“领导权”这一列宁主义理论范畴是中共党史、革命史及其相关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作为领导权思想的语词载体,汉译词“领导权”的历史值得考察。瞿秋白在这一跨语际的革命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23年,他最早在(《新青年》季刊)上译介领导权思想,并新造了术语“领导权”。直到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领导权”作为hegemony一词的译词才最终确定。这个词语承载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程。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秦穆公“厚币迎蹇叔”之“币”非货币辨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着一件事,“五羖大夫”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了一个“贤”人,名叫蹇叔。而思贤若渴的秦穆公马上便“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林剑鸣先生在颇有影响的《秦史稿》中说,这里的“币”,“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秦史稿》第60页)。这实在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