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一统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经学潜流:夏曾佑、刘师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学源探析

清代道咸以降,学术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学相对于乾嘉时期总体上渐趋式微,而史学有所更新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的经学不仅论著繁多,而且对史学、子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影响并未消退.夏曾佑、刘师培是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而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差异.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尤为典型地体现了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了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     

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

由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著、近代经学史家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名噪学界,早已成为习经学史入门之书.然其间不免皮氏门户之见,如对三国王肃,皮氏即大加鞭挞,将之与刘歆并称为"经学之大蠹",指责其伪造群书诸注,所论似甚痛畅.近因研究<孔子家语>,重读此书,居然发现皮氏在此却出现一低级谬误,而周注更错上加错.读之愕然.第五章论经学中衰时代时有云: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四库七阁：皇家藏书的典范

提及《四库全书》,人们都会想到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因为这部巨型文化丛书是他一手策划并最后定稿的。那么乾隆为什么要编修《四库全书》?这与天一阁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清代至乾隆朝时,统治已经基本稳固。汉人知识分子迫于朝廷对言论的控制,转向去搞文字训诂、经学考据。乾隆认为康熙、雍正两朝时所编修的《古     

学术、学风与黄宗羲吕留良关系之新解

清初浙东学者黄宗羲与吕留良之间的争执,是清代学术史上一桩有讨论而无定论的学术公案。我们有必要从经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探索。“黄吕”的真正原因,是缘于他们不同的经学理念和争夺经典解释权所致。这种认识具有开拓经学研究新方向的学术史意义。     

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

皮锡瑞治经历程之研究,对于深入地认识皮锡瑞经学有着重要意义,吴仰湘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皮锡瑞的经学著作宏富,既有关于专经或专题的研究,也有对五经所作的通论,学界对皮氏经学著作和经学思想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专经、专题和通论几个方面展开的.关于皮锡瑞经学与变法主张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也有所关注.尽管皮锡瑞经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相关研究还很不充分.     

香港经学文献的检索与利用

本文主要在介绍读者如何利用工具资源来检索香港经学文献。全文分经学综论、检索传记数据、检索经学专著、检索期刊论文、检索学位论文、检索论文集论文等六项来检讨,发现各项的工具资源都相当缺乏,这也是香港经学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好在近年来香港研究经学的学者已有所反思,浸会大学的卢鸣东教授已编辑完成《香港研究经学文献目录》,将于2015年年底出版。卢鸣东教授又与笔者合作编辑《香港经学人物研究文献目录》,预计2016年6月出版。两书一以经为主,另一以人物为主,两者相辅相成。从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可看出香港经学的远景。     

贾逵、马融和郑玄经学之传承与创新

在东汉经学史上有三位非常重要的经学大家,他们不但在当时名重天下,同时对后代的学术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贾逵约略代表了东汉前期的经学成就,马融代表了中后期的经学成就,郑玄代表了后期的经学成就,贾逵和马融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郑玄则博采众家之长融今古文为一体,为经学之集大成者。比对三大家的经学特点,可以总观一代学术之传承,亦有助于对两汉经学的整体把握。     

成都龚向农先生《经学通论》蠡述

《经学通论》是民国时期四川学者龚道耕所撰的经学概述著作,论述了经书概况、经学流变、治经门径等问题.龚氏治经主要沿袭乾嘉学风,复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正,故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长于守成,但在经学史分期和今古学区别两大问题上独具卓识,使该书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著作,又是一部颇有创见的经学研究专著,至今仍有其价值.     

史学精粹

正姜海军:《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异同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试论章炳麟古文经学的革命情怀

中国经学与政治历来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抛却改良、投身革命,批判保皇、宣扬革命,以及其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等,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说来,古文经学是章炳麟走上革命道路的源头活水,是其批判改良、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其开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文化媒体。由是,在晚清历史上,章炳麟掀起了古文经学的最后一排涌浪。这排涌浪,既饱含着章炳麟古文经学浓厚的革命意蕴、激越的革命情怀和高远的革命追求,也体现了古文经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古文经学的现代化。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为未来负责

北宋仁宗年间,朝廷准备在京城开封东郊建一座塔,命名为开宝寺塔,预浩是当时最著名的工匠,朝廷请他负责设计、建造这座塔。     

福康安家族与藏地的不解之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带大军击败廓尔喀的福康安,受到乾隆皇帝的专宠之甚,几乎是乾隆晚年朝堂上唯一一个可以翻白眼给和珅看的人,也是乾隆——嘉庆年间朝廷的灭火队,甚至受封郡王,恩宠已极。其实,这倒不是福康安一人的实力超群,我们在此小小分析一下福康安的豪华世家,也看看他所在的满洲富察家族在清代驻藏的历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高祖父:哈什屯曾祖父:米思翰祖父的兄弟:马齐,康熙朝和张廷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陈澧撰写《科场议》之立场、缘起及用意

陈澧是晚清经学名儒,《科场议》则是他精心结撰并以"议政"之貌示人的重要文章,今人多从科考改良一面考察陈澧撰写此文之旨趣,与其本意不无距离。比勘陈澧已刊、未刊文稿,可证陈澧撰写此文因缘于江浙学术高峰俞樾出题割裂经义一案,且借此深刻辨析"真经学"与"近时经学"之区别,批驳以俞樾《群经平议》为代表的一味求胜古人、剑走偏锋、零碎说经的学风,主张恢复专经之学,以此挽救士习、澄清学风、端正心术,实是借科考论学术,是其构筑"新经学"的重要一环。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