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

<正>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展开论述,"柳田民俗学"成为一种定格,而对柳田国男以外的民俗发展动向、活动以及对民俗的认识却未能给子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日本当代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在合理评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影响的同时,试图摆脱既有民俗学史的窠臼,把握日本民俗学史的整体性。     

“大闹”与“伏魔”:《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禳灾结构

"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流传久远,意蕴深厚。在长期的演述中,该文本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多种宝卷文本。从文明演化来看,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兴起时期的轴心时代,支撑我们精神传统的核心依然是本土天人贯通的神话思维。在民俗仪式中,表现为"大闹"-"伏魔"(审判)的原型结构,该结构只是原型编码的一种,考古图像、民俗仪式、节日等文化事象同样是原型编码。"张四姐大闹东京"故事的"表述的变异"、"演述动力"源自"大闹"—"伏魔"(审判)的原型结构,而这一结构与其它文化文本形成互文结构,镶嵌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之中。     

传统的“重”与“轻”——解读民俗实践中的重复性行为

民俗作为潜在行动框架与具体实践行为之间的反馈回路,其相关研究至少应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如何从其"重"与"轻"的角度衡量重复性行为的价值;将传统作为重复性行为的解释框架;借助传统的反馈回路模型,理解民俗阐释框架的内部变化对于传统这一更大系统的影响。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南”的心理原型

汉字“东、西、南、北”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不仅表示方位,同时附带了汉民族文化的特色,早在商代甲骨文时期,这四个字已经作为方位之用,因而其字形原型往往难以考证。“南”在中国文化与民俗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分析“南”的文化原型和字形原型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南”民俗文化。     

宋庆龄两赴重庆

<正>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抗日战争时期,她两度来到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第一次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迁居长住,她总共在渝地生活了四年,直至抗战胜利三个月后才离开。逆流中的团结之旅——初赴渝都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     

草创时期的《民俗研究》

正时光荏苒,创立于1985年的《民俗研究》杂志已走过30年光阴。30年前,与民俗学、《民俗研究》的不解之缘,初始时期刊物的举步维艰,心中愿望未能实现的惋惜之情,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我翻看蒋维崧先生书写在杂志创刊号上的"民俗研究"这四个字时,心情澎湃,感觉千言万语也不能道出我与山大民俗学之间的深情厚谊。今天,我将在这简单概述一下我与山大民俗学一起走过的历程。一、结缘民俗学与《民俗研究》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感受、入户与个体故事: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思考

城市以其各种层面特别是人口的异质性,决定了研究城市民俗与研究乡村民俗应该有所差别。"感受生活的民俗学"重视个体的经验性叙述,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城市研究,比应用于乡村研究还要有优势。民俗研究可以考虑重点关注一类群体,即由乡入城的那些人。由乡入城群体的流动,不仅显示出城市文化传统创造与传承的合理性,同时还有助于理解城市价值以及城乡界限,甚至可以反过来去理解乡村。对由乡入城群体进行研究且注意访谈情境,更能体现民俗学是一门有温度、有"生活气息和人间味道"的学问。温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访谈对象无论是拒绝"共情"还是接受访谈,作为研究者都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他们(实际上也是我们)予以主动的、必要的、足够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民俗学及其田野作业的温度。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从“错法俗成”到“匡饬异俗”:中国早期的法与民俗

"法"和"民俗"的关系是关乎社会治理、法律与民俗研究的重要议题。先秦时期,"礼""俗""法"是观察和理解古代社会的三种基本制度框架。法家学说很早就提出要用"法"去规范、治理民俗的理论主张,与法家理论形成对应的是,商鞅变法时期明确地将"错法俗成"的理论运用到现实,切实地改造了秦国的民风民俗。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秦政府将"法"作为社会治理框架,对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加以整饬,试图在统一帝国内部建构一种一元而同质的伦理共同体,然而此时"法"和"俗"的冲突仍旧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

中国的非遗教育并非始自21世纪,而应追溯至有着漫长历史的本土民俗教育实践,其中高校及其学者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钟敬文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案例考察可以看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长期开展的"民俗教育",与目前的"非遗教育"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续性。与此同时,"非遗"概念的传入也为我国民俗教育带来了新变化:"客位教育观"更加向"主位教育观"转变;学院派民俗学日益与公共民俗学相融合。当前,非遗工作的学科化及其与民俗学的关系等,是民俗学界亟待探索并解答的问题。     

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是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认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中国边疆历史(基础)学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构成其学术体系,其下以区域构成研究方向,而话语体系则由中国边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中国边疆学学科等六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建设构成基本内容。进而从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边疆学面临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将以少、散、乱为特点的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19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而崛起,在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195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国际活动,并大力倡导"万隆精神"。这并不是中国从自身对外政策"革命性"原则的后退,而是对于这种原则的深化以及在深化基础上的重新界定。奉行"万隆精神"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的革命国家。就对全球冷战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中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变化极大地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也使得冷战的实际发展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历史现象。     

民俗文物:领域抑或视角?

民俗文物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学术标本到"文物"的发展历程。只要反映特定群体具有模式性的文化现象的遗存,都可以称之为民俗文物。对它的价值判定,也应超越二元对立的关系,走向更多样性的诠释。它提示我们要关注文物的文化情境和生态内涵,开拓了博物馆在文物展示、利用等方面的视角;同时强调了博物馆应加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传递和凝聚社会价值,建构"人本主义"精神。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